由济南大学副校长、史学家党明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家族教育》已经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该书是国家教育十五规划课题——《中国古代的家族教育及其对当代的启示》——的研究成果，也是驻济南高等院校既有人文关怀精神、有具深厚学养的专家学者不怕板凳十年冷、辛苦研究与探索的结果。其中，张士闪博士还是民俗学、文艺学领域不可多得的新秀。全书671页，计477千字，既有概括性、综合性的评析，也有专题性的探讨，对中国传统家族教育的案例描述之翔实、分析之独到，尤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笔者在高校教书十多年，对教育社会学颇有兴趣，阅读此书后，愿意对书中讨论的以下问题加以评述。

一、教书与做人、工作与生活。

中国传统家族教育以私塾为主要形式，学校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私塾的扩展。在流动性不大的乡土社会，先生教学童，教书与育人，学校与社会，执教的工作与日常生活，做学问、学技能与做人，都是密不可分的，都融入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所以，“要想当好一名好的塾师，也真不容易。当时的塾师，从蒙童开始，就要一面教书，一面教礼，把这些杂七杂八的，都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如让学生先学磕头礼拜，即学在不同场合下行什么礼节，再学写各种对联和帖，由浅入深。……由于人们把塾师当成圣人的代表，所以，什么事都会找老师。”（见该书第56页，下同）因为老师往往诗书礼仪皆通，是乡间接近孔“圣人”的人。

目下流行的现代教育模式，与往日的私塾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分。从幼儿园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直到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教书与育人、工作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分隔日益明显，并受到现代化专业教育、专业化社会分工理念的推波助澜。有些脑筋“先进”且“现代”的教育管理者更是极力追捧。这种模式中，老师、教授们上班一板正经，下班嘻嘻哈哈，教的东西与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乃至严重脱节，教书人与受教育者不仅居住生活相隔遥远，而且师生除了课堂之外聚会、闲聊的机会几乎等于零，有些教育者还刻意以类似的区隔维系自己的“师道尊严”。当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的“熏陶”从教育场景中缺席后，这样的教育后果可想而知。

二、穷人与富人

旧时的村子里，谁家的土地多，谁是村里的“首户”，就能说话算数。办学更是如此。“‘首户’不出面，‘塾学’就办不起来。----谁是倡导者，出的钱多，谁就是‘学东’。当‘学东’的，也叫‘学董’，不仅要热心于办教育，还得是个懂得教育、肯拿出点本钱的人，即使自己吃亏也不能在乎。由他出面能聘地来老师，又能组织得起学生；在交纳学费（束修）问题上，富家的孩子要多拿些，让穷家的孩子少拿点，分别对待，力量而行，使想求学的孩子都能够入学。”（43页）学董家有房子更好，老师吃住都方便。学董如果没有闲房子，有的村里将庙宇或祠堂用来当书屋，也是常有的事。而庙宇或祠堂往往是村里富裕的乡绅捐资建设起来的。

书中其他资料也可证实，旧时乡村教育中，富裕人家、地方乡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既是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的一分子，又是相对贫困的大多数的庇护人。作为学董，他不仅需要家资雄厚，或至少家产殷实，而且需要富有个人气质魅力克里斯玛人格，或者很讲义气，或者爱打不平，或者胆识超群，或者精明过人，或者乐善好施。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公正、“有教无类”的小社会。

比较而言，今天的局面很可能令我们的祖先遗憾，令当今有识之士汗颜。天赋、资质、身体和智力条件难见丝毫差异的孩子几乎被迫进入不同师资水准和办学条件的学校；学校按照行政级别、办学主体的资格资历、教学人员的背景、校舍和设备的状况分为三六九等。私有化、市场化的总体社会经济走向，使得财产成为接受教育与培训即便不是首要也是极其重要的尺度。结果，有钱人家的子女，父母在官方体制内的子女，尤其那些身居要职的高官或富甲一方的“老板”的孩子，更有可能进入“重点”学校、国际学校。而不少下岗职工、底层农民家的子女，虽然聪明好学上进、潜力巨大，很可能被排斥在接受更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教育之外。

三、礼仪与风俗

书中关于苏南水乡“授头顶”的礼仪记述值得一提。这是有男孩子的人家为孩子上学而预作的准备仪式，一般在孩子虚龄6岁的那一年举行。过去是阴历七月初六，现在也有放在孩子过生日那天举行的。“倘若那年正好建新房，就在建新房上梁仪式那天一并举行。仪式活动在吃过中午饭后宣告开始，家中堂屋靠北墙的长条桌正中供奉上“星官马”——玉皇大帝像……男孩子穿上娘舅送的新衣裳、新袜子、新鞋，朝“星官马”作揖礼拜。”（44页）这个“授头顶”仪式实际上是苏南水乡男孩子的“成年入世礼”，也就是孩子在家庭中生活了六年之后，须转入社会接受教育的转折时期。而今的人生环节之间，转折性的礼仪被淡化了很多，从顽童到学子的转换，从中学到大学的转变，似乎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和做法，一些请客吃饭之类跟其他的庆祝事项难以区分开来。教过的学生见了老师连个招呼也不打，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一带乡村孩子上学，还有到学堂去送“学堂饼”和“和气汤”的习俗。所谓“学堂饼”，就是家里专为送给学堂先生和同学做的饼，用糯米粉包豆沙馅制成，一般一个孩子要做六十个饼。“和气汤”是一大茶壶糖水，寓意同学们共喝了甜甜的糖水，以后就会和气相处。“这两样食品是由孩子的爷爷或奶奶、外婆挎着提篮送给学堂先生，分发给每个学生”（45页）。这种师生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家做饼汤的习俗，让人想起《圣经》中耶稣与众使徒分享“五饼二鱼”的情景，强调的是那份“在一起”的归属感，教学相长的互动理念和通过分享而学习和成长的路径。如今我们可以常见“教工厕所”与“学生厕所”，“教工餐厅”与“学生食堂”，“教学区（楼）”与“办公区（楼）”，“教工公寓”与“学生宿舍”之间的区分和隔离。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便于管理”、“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资源的短缺”或“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

行文至此，该书的核心主题和行文风格业已初漏端倪。正如该书主编所言：家的概念是中国人行为的核心，中国人对外人的信任是通过“拟亲化”和人与人之间心理情感的亲密认同这样两个过程，才将“陌生人”变成“自己人”的。这个过程对中国人变成一个“熟人社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言，4页）。在“泛家族”乡土社会大背景下，运行是“拟家族”的子女社会化行为，跟现代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教育模式差异迥然。该书主编谦称，按照“泛家族”的视野去观察、挖掘，采用“拟家族”的形式书写师徒之间的传承教育是一种“尝试”。笔者认为，与目前流行的“现代教育”研究方法和写作策略相比，本书的努力是一种创新；相对于官史而言，作者们对民间文学资料的挖掘和应用，更具可信性。 

总之，该书把我们带回一个曾经有过的乡村私塾教育的小世界，这个世界充满着人情味，显示着公平感，散发着弥久的魅力。跟今天教育领域的景观相比，那是一个充满吸引力、让人回味和回归的地方。遗憾的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这个世界，而且由于对现代教育理念的追捧，这个世界可能永远难以回到我们身边，尽管那个世界里，女子上学受到歧视，难见女孩子上学的记述和评论；先生会用戒尺把学生打得“疼痛难忍，手心顿时红肿起来……几天里连字都不能写”（60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资源寻求帮助、解决现存问题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寻找失去的美丽旧世界的努力之一。它不是起点，也决不会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