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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师立传
——评安德明著《飞鸿遗影──钟敬文传》
山曼

安德明博士著《飞鸿遗影──钟敬文传》新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文图并茂的书,787mm*1092mm的开本也显得朴实而大方。钟老先生是我的师长,安博士是我的朋友,在钟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感到安慰,也不免感慨系之。

一个人的一生有各种经历,思想上有各种变化,因此在众人的面前就有了各种侧面。一个传记的作者,一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他的传主(安先生在这本书中用了“传主”这样一个新鲜的、有表现力的词语),形成全书的系统。所以大多数的传记都是一个由作者的立场所摄取的一个侧面。面面俱到的传记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德明先生是钟老的学生,他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时的导师都是本书的传主钟敬文先生。师生之间感情至深,这种师生之谊在本书的后记中表现得细致入微,分外地动人。而作者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更把这种深厚的情感升华到理性的认识,他说:“那是一种伟大的节操,一种宽广的胸怀。一种永远奋进的精神,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一种令人折服的人格力量!”很自然,尊师的人格力量,便成了本书的主题。全书的文字都在着力表现钟先生人格力量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环境中的闪亮。作者还特别选取了钟先生91岁时写下的格言,将这手书的格言,放在书前插页:

正直、勤奋、澹泊。

在四周空白的空间,好像是立在广场上的一座碑石,昭示着传主的人生观,也传达着为先生立传人的心声。

作者强调先生的人格力量的可贵,更强调这种人格力量的现实意义。他在书前的《引子》中的一番话特别引人注目:

20世纪末的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巨变中,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社会总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与此同时,一股庸俗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潮,弥漫在许多领域,致使一些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变得支离破碎,而新的、统一有力的价值体系又未能及时确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都因而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不少人在享受日益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在承受着心灵上极度的空虚和思想的贫瘠。社会的理想、道德和良知,在极度膨胀的物欲面前,受到了极大的考验。

然而当社会中的许多人为利益所驱动而盲目追逐的时候,另外一些人却仍然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独立的思想,“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为了某种同民族健康发展直接相关的高尚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他们忍受着生活的清贫、世俗的冷落甚至讥笑,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前进着。这样的人在每一个时代,无论怎样的形势下,都会出现。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的不同,他们具体的行为可能会千差万别,但在精神本质上,他们都有着高度的一致,他们是时代的良知,是使我们的民族得以健康发展和前进的一个重要力,是民族的脊梁。

钟敬文,正是这样一批人当中的一员。

这里要人思考的是一个人的一生的业绩和他的生活道路对后世的影响。因此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传记。

10年之前,当我为钟先生写的传记《驱路万里──钟敬文》出版以后,民俗学家、文学评论家刘锡诚先生看过了这本书,当面对我说:“山曼,你写的是一本文学传记,不是民俗学学人的传记。“我想了想,对朋友的评论心悦而诚服,点头称是。眼前安德明先生所作的这一册,虽然在资料的充实、行文的感情色彩等方面,都有我写的那一册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就内容和文字的形式而言,仍不掊文学传记的一类。

钟敬文先生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前辈,他在散文和旧体诗的创作上,都达到了少有人能够达到的高度,在学术研究上也涉及鲁迅研究、古典文学、民间文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各个方面,但是他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占着更重要的地位。他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民俗的行列,而且一往情深,在中国民俗发展的各个时期,他都亲身参与,做了许多名垂学史的事情。他高寿而健康,一直工作到99岁的高龄。他时刻牵挂着的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的民俗学体系。这样,他的学术活动处处都成为中国民俗学的见证。如果沿着钟先生学术活动的道路写成一本传记,将他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的变化、他的活动与整个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关系、他对民俗学界的影响的各个侧面不但作记录,而且作研究与分析,这应当是中国民俗学界很需要的一种著作。安德明先生正是作这样传记最合适的人。

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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