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文化底蕴丰富的多民族国家。交通作为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但交通史的研究，在我国传统史学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交通史志的研究更无从谈起。在古代的一些文化典籍中，虽然涉及到不少有关交通的内容，但也没有单独成篇，更反映不出当时交通运输的真实面貌。进入２０世纪后的一百年，是我国交通史的研究由创始而繁荣的一百年。从事交通史志研究的学者们，历经艰苦的耕耘，取得了丰饶的成果。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的发展，我国的现代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镇化的进程在日益加快，城市与乡村的界线也在逐渐缩小，以农耕文明为土壤的民俗文化正在遭受蚕食而逐渐消亡。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中国民俗通志·交通志》诞生了。这对进一步研究我国的民俗文化并使它得以保留和发扬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民俗通志·交通志》在已有的交通民俗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交通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层面，对清末民国以来的交通民俗事象进行了详实的记述。综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该书在编写的体例、方法及选材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 点面结合、疏密得当。

点面结合、疏密得当，是本书在叙述方式方面的突出特色。点是指文中的民俗个案。通过对个案的详细叙述，使本书的内容更加丰满,叙述也更加生动、形象。像“民间传统交通习俗”一章的“轿夫报路号子”部分，作者通过对报路号子的定义、报路号子的应用和特点以及报路号子的缘起和地方特色等诸方面进行细致地叙述，使我们对这一民俗事象的认识更加直观、更加全面。面就是在有限的文字当中，照顾到民俗事象的多样性和多面性，充分体现通志全面、周到的特点。本书的叙述从交通民俗的相关记录到交通民俗的特征及缘起、从交通民俗器物设施到民间传统交通习俗和城市交通习俗，从小小的栓马桩到京张铁路的修建，几乎涵盖了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我国交通民俗事象的全部。疏密得当就是在叙述的过程中重点突出，对那些比较重要的民俗事象进行详细叙述，次要的民俗事象则点到为止。本书在“城市交通习俗”一章中对北京、上海的道路交通、交通器具等交通民俗事象作为重点进行了比较详细地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城市的叙述则比较少。这可能与北京、上海在这方面具有时代代表性有关。

二、 述而不议。

志书是有关凝固化了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文字记录的书。以叙述的方式追求事物的本来面目，是其本质的特色。本书真正体现出了这个特色，在对各类民俗事象进行叙述时没有注入作者的评判和议论。在“出行习俗”的“折柳相别”一节中，作者通过对折柳相别多重含义的叙述，说明了这种习俗从唐宋到明清得以延续的原因。在述与论的关系方面，本书以述为主，述是全书提纲和行文的基点。本书论的内容主要在全书前面的概说部分中，另外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通过材料的取舍、剪裁也能体现出作者的理论视角。

三、 体现“通”与“志”两大特性。

在编写过程中, 本书充分体现了“通”与“志”两大特性。“通”是旨在打破地域界限，面向全国范围，全书以民俗事象为纲加以贯通。尽尽在“建桥与踏桥风习”一节中就涉及到浙江、四川、广东、陕西等省的相关的民俗事象，说明了这种风习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它的地域特色。“志”是充分突出其志书的特色，用恰当的方式和文字，点出民俗事象的源头或演变。在“民间通邮习俗”一节中，从民间通信业产生的背景到民信局的产生，从侨批局的出现到民信业的发展，再到民信局的消亡，作者通过对具体民俗事象的叙述，说明了这一习俗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消亡的全过程。

四、 “重乡村、轻城市；重民间、轻官方”。

这是本书在选材方面的特色。民俗通志是对我国民众民俗事象的记录，这些事象长期以来在乡间流行、存活着，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我国的民俗文化是依附于农业文明而存在的，它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流行、发展。因此，本书在选材方面侧重于乡村和民间。尽管本书第三章讲述的是城市交通习俗，但它只是我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主流。

交通民俗一般是指伴随着人类交通活动而生发、形成的社会习俗。中国的交通民俗历史悠久，民俗事象门类繁多，民俗形态从古到今始终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另外，由于中国交通道路、交通器具、交通设施长时段的不变性和延续性，因而从清末民国至20世纪50年代，民间的交通习俗仍传承、显现了很多古代的交通民俗事象。因此，本书将记述的重点选在20世纪前后50年的民俗事象。这样一来，明清以前的民俗事象选用的相对就少了，在全书中所占的分量明显不足。

总之，中国民俗学自诞生以来，随着时局的变幻，历经了不少曲折。但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民俗学已基本取得了应有的学科地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对交通史志的研究由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果较为集中。《中国民俗通志·交通志》可以说是这一阶段交通民俗志研究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