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汉语大词典中，对合理性的定义为：合乎理性或道理。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合理性？国内外科学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善博博士所著的《科学合理性》（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界定和论述科学合理性问题，试图从科学合理性的问题来源、观念演进、理论建构以及研究论题等方面进行综合讨论，系统地整理出其内在发展线索并加以论述，最后得出科学的合理性在哪里的结论。

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上，不同的哲学流派对科学合理性给出了不同的观点。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合理性就是合逻辑性，他们主张科学发现的过程就是一种归纳推理的过程，因而科学的合理性就是合乎发现的逻辑性，就是一种逻辑推演的能力。总的说来，在逻辑实证主义者那里，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遵循一套客观的固定的方法论规则，合理性就等于逻辑性。从波普尔开始，这种逻辑推演的合理性被打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合理性就在于对新理论的理性选择，而不在于理论的演绎发展。” “简言之，我们决不能合理地证明一个理论，即不能断言认识其真理性。但是，如果幸运的话，我们能够合理地证明对理论的优选，即根据理论讨论的现状，从一组竞争理论中挑出一个理论的优选。我们的证明虽然不是断定这个理论是真实的，但却可以断定，在理论讨论的这个阶段，一切迹象表明，这个理论比迄今为止提出的所有其他理论都更接近真理。” 波普尔认为，不存在发现的逻辑。科学地发展过程，不是像逻辑实证主义所坚持的那样是一个归纳的过程，而是一个演绎的过程，而演绎得前提是通过猜想获得的。科学的发展就是在不断的修正错误，在错误中学习，因此，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猜想-反驳的过程。也就是说，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发现的逻辑，理性推演的链条被试错法所代替。因此，在所坚持的合理性问题上，既包括逻辑的合理性，也包括一种理论选择的合理性。

在波普尔之后，历史主义学派无论是坚持修辞的、解释的，还是与境的合理性，都是把有理由看作是一种合理性，把寻找一种“好的理由”看作是合乎理性的标准。他们认为科学的合理性应立足于集理论系列、方法、信念，甚至心理等因素所构成的整体评价单元，同时还要正确地对待历史。库恩坚持的是一种范式的合理性，以往人们通常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库恩，但这种千篇一律的研究方式导致结果的单调乏味，整体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库恩范式合理性的另外一种思路。作者赞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表达的观点“并没有明确地反对科学的合理性”，他认为“库恩挑战的只是传统的认识论和传统的合理性构想。库恩丝毫不反对科学这一合理性事业，他把现代科学看作是一件好的事情，某种颇具理智和社会价值的事情”。拉卡托斯则坚持的是一种研究纲领的合理性，在拉卡托斯那里，科学合理性强调依据理论和经验上的进步以及启发法的力量去评价研究纲领；科学合理性对于科学历史尤其编史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劳丹坚持研究传统的合理性。劳丹认为，研究传统是作为由多种成分构成的一个整体而运作的，并在科学的发展中发挥作用。通过阅读我们可以看出，对历史主义学派的科学合理性思想的重新建构和评价是作者的一大创新之处。

科学哲学由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这段历史昭示了西方科学合理性从基础合理性向整体论合理性的转换。作者将辩护的基础主义和波普尔的相对基础主义所形成的合理性统称为“基础合理性”，把与之相对的库恩等整体论者所建构的合理性称为一种“整体论合理性”。辩护的基础主义者坚持还原论，认为科学的知识要素或关系都可以还原到或归化到这种基础要素或基础的方法论原则，因而他们坚持的是一种单向度的合理性；与此相对应，库恩等科学哲学家建立了整体论的合理性，强调科学单元在整体上的功能或作用。西方科学哲学发生整体论转向之后，科学基础主义的合理性理论处于二难困境之中无法摆脱，同时遭受到来自许多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批评。费耶阿本德就是作为批评者的科学哲学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与库恩相一致，费氏反对那种唯一的单向度的基础合理性。但他并非旨在完全取消合理性问题，而是倡导多元的合理性模式共存的观念。例如：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往往被看作是反对科学合理性的重要理论依据，大多数哲学家将不可通约性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不可翻译性、不可比较性，坚持不可通约性必然会走向一种相对主义。其实认为这是对库恩不可通约性命题的一种误读，不可通约性论题与科学合理性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关系，“在科学史上，不完全的科学合理性与相对的不可通约性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正是不可通约性存在的价值所在。”绝对的不可通约性是不符合科学合理性的，但相对的不可通约性在实际科学中是存在的，也符合科学合理性的目标。作者承认并赞同相对不可通约性命题。

纵观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往往会把逻辑视为科学合理性的唯一负载者，而把科学发现和证明过程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统统归入非理性的范围。其结果往往是，把库恩等人的历史主义观点作为对科学合理性的否定或对立面来处理。其实这种做法事不合适的：“因为这样处理的结果会把合理性应该包含的一些丰富内涵排除在外。有无逻辑性并非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唯一分界线，逻辑并非就是科学合理性的全部内容。”可以说，科学在其演变中是以某种单元或整体出现的，科学合理性的实现应该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整体论的科学合理性理论要比单向度的基础主义的科学合理性理论更合理、更客观，更贴近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此处为作者的创新之二。

在书中最后一章，作者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合理性的概念：科学合理性就是科学自身将一个历史阶段与其相继的前一个历史阶段区分开来的能力或标准，具体些说，就是超越拟科学及超越科学自身的能力或标准。通俗地说，就是新理论超越旧理论的一种能力，而这种超越能力正是对科学的合理性体现。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只要一个新理论能够比旧理论容纳更多的信息，能够解决更多地问题，使旧理论成为新理论的一个真子集，这就代表科学向前发展了，知识的集合扩大了，这个过程本身就体现了科学的合理性。这是作者的又一大创新之处。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科拉皮特罗所言：“任何传统的合理性可以至少部分地通过那个传统超越它自身的能力而被界定”。科学的合理性所具有的能力或标准应是历史性的：一方面，从近代科学发生的角度看，科学的合理性就是科学超越它的前形式（拟科学）的能力或标准（即科学语境形成的标准），这种能力或标准表现为科学家对数学方法、求真性等因素的聚合能力以及对科学理论的建构能力；另一方面，在以后的科学与境的自身发展中，科学的合理性则是科学与境自身不断的异质增殖能力。劳丹曾进一步把这种能力界定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所具有的这种自我超越或异质化的全部素质和特性就是科学的合理性所在。

在文章即将结尾的时候，作者提出，伴随着科学在当今世界的不断自我膨胀及其在战争中的滥用，出现了科学异化和人的异化问题，人类开始重新审视科学合理性的问题。呼吁人们坚持用社会的、伦理的、心理的因素或尺度来重新理解科学及科学的合理性问题。的确，由于科学角色的重大转变，尤其20世纪80年代初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人们对科学合理性也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见解和看法。科学合理性需要关注人本身，需要渗透对人的关怀，可以说这也体现了自然科学合理性与社会科学合理性在某种角度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昭示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终将走向融合。

总之，此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据充足，视角新颖，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科学哲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