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广大科技史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研究成果，《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终于和读者陆续见面了。我认为，这是我国科技史工作者站在中国自己的文化舞台上，对世界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研究的重要奉献。因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历程是世界的一部分，尽管主要是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个案的广泛、深入研究。应该说，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无疑会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广泛交流，它对世界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对我国来讲，这些研究成果既丰富了我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还对当前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张柏春等著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一书，对于我们科学地总结中国近现代技术转移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解决好引进与独立自主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历史依据。

这本书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技术转移的个案研究。一方面，苏联的技术援助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奠定了中国现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基础，初步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技术和工业体系，对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全盘引进，苏联不当的技术发展模式和技术教育模式也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整个社会缺少激励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竞争机制，培养的学生专业划分过细等。因此，尽管引进是提升技术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供方的技术基本上是依据本国的条件和需求发展起来的，未必完全适合受方的技术经济条件。必须按照本国的国情和需求，不能盲目照搬。必须大力加强消化吸收，加强自主研发的能力。

张藜著的《新中国与新科学：高分子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建立》一书，通过高分子科学研究组织在中国的建立，反映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建立一个与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研体制所作的探索，这对于当前中国科学技术研究体制的分类定位工作、科学活动的运行机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一门学科的建制化过程，是这门学科建设、发展的过程。这既包括这个学科职业角色的出现、学科自主性的认同、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建设，还包括专业刊物的创办，以及学术交流机制的建立等基本要素的形成过程。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建制化，具有典型的“任务带学科”的特色，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国家需求的推动下，建立的这种国有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对于国家对高分子化学的领导和计划，对于高分子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科学的国家化，使科学的自主性受到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极大制约，进而影响了科学增长所必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还导致了科学组织的一元化倾向。这种一元化影响势必将削弱团队成员的工作效率。如何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的科学活动和组织的多元化，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缓解由于国家化而导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具有现实指导作用。

刘戟峰等著的《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这本书，探讨了在中国比较落后的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如何追赶和加速发展对国家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如何进行科技研究的联合攻关和协作，适应当代科技发展的“大科学、大工程”趋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于今天我国加快科技的原创性研究，建立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体系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在组织管理方面，根据科学技术自身的特点规律，采取预先研究和取舍得当的决策，以及发挥中国社会主义的优势，集中优势力量，组织多部门协同攻关。这是因为各部门科学家在总目标的指引下，通过分工，既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又联合攻关，加强集成，进而实现总目标。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技术研究问题，依靠专业人员，保证技术民主，对问题进行分解，跟踪国际先进水平，用多种不同的途径进行探索等，这些经验在今天依然适用。比如，在现代科学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每个人只能在比较窄的领域才能有所造诣，防止学术霸权，保证学术民主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今天对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的五个战略重点的如何进行集成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做法。对于如何界定小科学、大科学的问题？刘戟峰等认为：“小科学可定位为理论的自由探索阶段，其成果表现为基础理论；大科学则为应用探索和首次技术实现阶段，其成果表现为新产品或新技术，或为基础理论提供基本数据。他们提出了有别于普赖斯的观点，并作了有益的探讨，这对我们理解大、小科学的关系，具有新的启示。

熊卫民、王克迪著的《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深入详细介绍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全合成的历史过程和意义，尤其对“大兵团作战”这种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科研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对于今天的许多产学研科技攻关项目的协作研究具有针对性很强的借鉴意义。

他们分析了这种研究方式不是奉行专家路线，而是利用人海战术和和搞运动的形式，最后导致研究举步维艰的结果。然后又分析了我国领导人如何吸取教训，如何依靠科技工作的专家，通过加强协作的攻关的研究方式，最终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我认为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现在那种联合攻关的大项目，如何防止由行政领导向他们旗下的科学家硬性分派研究任务？如何防止不是依靠科学共同体的作用，而是行政领导的个人观点，造成外行领导内行这种不利于科研的体制影响等具有原则性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认为这些研究既是一次科技史研究的新创举，也是一项划时代研究工程的开始。我希望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运用辩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好现代与过去的关系，不仅按照“不懂得过去就不理解现在”来选题和研究，而且更应按照“不理解现代就不懂得过去”的观点，从现代的角度去研究过去，从中揭示出科技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真正像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丛书总序中提出的，为新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