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新的挑战

关于中外文学之间相互交流关系的探讨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支撑领域。我国学者在系统梳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双向交流的历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述，学术基础丰厚，特别是前辈学者那些开拓性的建树大多集中于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内。比较文学在中国复苏、拓展的20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该领域研究在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方面取得了坚实的成果，在学术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的反思、研究范式的变革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

前辈学者的开拓，学界时贤的耕耘，为我们从整体上拓展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学科领域，提供了重要基础。而新世纪文化转型期也为深入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为中国比较文学深度发展、分途掘进，提供了新的层面和新的契机。因此，调动本学科研究者的共同智慧，对已有成果进行咀嚼和消化，对已有的研究范式、方法、理论和已有的探索、尝试进行重估和反思，进行过滤、选择，去伪存真，以期对中外文学交流史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和全方位的开发，创造出新的局面，则成为本领域同仁合力为之奋斗的目标。为此，南京大学中文系钱林森教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诚邀海内外各方才俊，策划启动《中外文学交流史》大型丛书的撰著工作，正是及时回应了学术界的这一迫切需求。

本套丛书称得上是迄今为止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航空母舰，涉及语种最多、国别最齐，包括英国卷、美国卷、法国卷、德国卷、意大利卷、希腊希伯莱卷、西班牙语卷、葡萄牙语卷、俄罗斯卷、东欧卷、北欧卷、阿拉伯卷、日本卷、印度卷、韩朝卷、东南亚卷、澳大利亚新西兰卷等十七卷。各卷作者均有丰富的学术积累，多数是相关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伦敦大学、罗马大学、澳门大学，还有澳大利亚、瑞典的华人学者等。丛书计划用五年左右的研究写作时间，希望能在问题研究的深度上，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汉语学术界相关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不仅在史料的丰富、问题研究的深入上有所进步，也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自觉而系统的反思，构建出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基本框架。

为确保这套大型丛书的学术质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山东教育出版社与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在南京新纪元大酒店，举行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首届编委会暨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以“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为中心主题，结合各人的国别文学交流史研究实践，畅所欲言，博识深虑，以谋共识。

（二）深入拓展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丛书主编钱林森教授首先介绍了丛书策划历程与主导思路，强调了新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关系史之研究多向拓展，深入探析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并存，只要沉心累积，携手共耕，就能把我国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整体水平，推上一个新台阶。这种学术理想得到与会学者的充分认可与欣赏。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卫茂平教授说，丛书主编在领衔完成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十卷）之后，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准备推出更大规模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显示出了更高的学术抱负，更大的学术雄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系丁超教授近年来一直关注我国与东欧文学关系研究，尤其在中国与罗马尼亚文学关系研究方面有独特贡献。他注意到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领域内的不平衡现象，指出在近些年来我国中外文化交流、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无论是通观性的论述还是个案性的探索，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些与我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的周边国家，以及西方主要文化、经济大国。由于语言的障碍和专门研究力量的不足，学术界对我国与一些非通用语言国家的文化交流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介绍也很不够，个别专书甚至主观臆断，有误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为我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单独设卷，在国内外应属创辟，显示了宽阔高远的学术视野，注重贯通和整体性的治史理念，尤其是平等对话和兼容并包的大家风范。丁超教授强调，把东欧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双向地考察阐释我国与其文学交流的历史，就成为了一个颇有学术价值同时亟待开展的研究课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类似这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语种国别文学交流史，在本套丛书中有近半数之多，如意大利卷、希腊希伯莱卷、西班牙语卷、葡萄牙语卷、北欧卷、东南亚卷、澳大利亚新西兰卷等，构成了这套大型跨文化文学交流丛书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成果整体开发方面作了重要推进。

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平教授结合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实践，陈述了丛书撰著的现实意义。他说，中日两国文学交流历史之悠久，文化差异之微妙，由于近代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造成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纠葛，由于地源政治和文化类型不同而造成的误解和摩擦，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如何认识中日文学近两千年的文化文学交流史，是和如何看待日本人、日本文化、日本文学这些问题分不开的，而这恰也是如何与日本为邻，能否与日本和平共存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反过来说，以与汉字因缘深远的日本文学为镜鉴，也使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精髓和特性更为鲜明。

暨南大学中文系饶芃子教授在书面发言中同样指出了在新世纪文化转型时期，在新的层面上研讨中外文学交流史所独具的时代价值。面对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如何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来把握和预测当前的动态，得鉴古知今之益，应是时代的要求。在已经取得令人瞩目成绩基础上，进而从不同国家、地区具体的实际出发，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也就成了当前学术界的一件急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三）资料收集与理论准备

文献史料的收集、鉴辨、理解与运用，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首当其冲的学术工程。力求广泛而全面地占有原典性材料，尽可能将史料放在它形成和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考察，分辨其主次源流，辨明其价值与真伪，则成为丛书具备原创价值的基本前提。

北京大学俄语系李明滨教授是国内研究中俄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著名学者。他特别强调交流史的写作要有史料编年基础，以免挂一漏万，力求回归文学交流的历史语境，呈现史家风格，避免以论带史，论游离于史，违背史实，让交流史成为一部真正的“信史”。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写作，应该是1+1等于1，即通过中外文学史料的融通剖析，展示文学交流的历史轨迹和精神内蕴；避免1+1等于2，即只是中外文学史料的单纯罗列，发现不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钱林森教授具体阐述了他对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本看法。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就学科本质属性而言，属史学范畴，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分类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所以重“事实”和“材料”的梳理。对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整体开发，就是要在占有充分、完整材料基础上，对双向“交流”、“关系”“史”的演变、沿革、发展作总体描述，从而揭示出可资今人借鉴、发展民族文学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因此它要求拥有可信的第一手思想素材，要求资料的整一性和真实性，掌握原典性的丰富材料，永远是此种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是最需要研究者下工夫的所在。

卫茂平教授结合自己多年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实践指出，若论治史，平时就要留心收集资料，让资料形成一定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写史的思路。所以，这套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写作，作者应对某个特定的题目有长年的兴趣和资料的积累，力图在众多现有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的著作群中，推出一部更上一层楼的丛书，需要我们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资料，不能人云亦云，搞材料的复述和拼凑。同时应设法收集和使用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真正的意义上，推动学术的进步与发展。每卷后列出详细的中外文参考资料书目。一方面交代作者自己的资料来源，另一方面让同人检验专题资料的完整性，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索引。这是国际学术著作的通常做法。

厦门大学中文系周宁教授以他全新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装配，和过人的才气与气魄，曾为学界奉献出了八卷9部大著《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令人耳目一新。他在发言中强调了研究观念在剪裁史料方面的意义。史料是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丰富是量上的要求；史料需要辨伪甄别，因此要尽量做到收集第一手资料，这是对史料的质上的要求。史料自然越丰富越好，但史料的发现往往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史料的丰富与完备是相对的，关键看它是否可以支撑起论述。因此，研究中处理史料的方式，不仅是收集，还有在特定研究观念下剪裁史料、分析史料。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葛桂录教授结合自己从事过的中英文学交流编年史研究工作，也觉得文学交流史料文献的收集运用对交流史写作意义重大。因为在文史研究里面，非常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衡量一部文学交流史研究论著的学术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给本领域本学科提供了多少新资料、新文献？严谨的治学者均将文献资料的搜罗、编年，当做第一等的大事。许多研究思路和设想就出之于那些看似零零星星的材料中。因此，提倡史料先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同时，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且也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与发动，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独立的文献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文学交流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葛桂录教授在发言中还谈到借鉴其他学科史料学研究的成熟经验，开辟文学交流史料学研究的新局面。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交流史料学研究，是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础学术工程，它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还原文学交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也是建构科学的方法论与良好学术风气的重要保证。因此，文学交流史料学研究，是其它专题性研究所无法替代的。

构建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本框架，难以离开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学术准备。对此，钱林森教授指出，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开发、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与原理范式的研讨。某种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论思路，有助于重新理解与发掘新的文学关系史料，而新的阐释角度和策略又能重构与凸显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将中外文学关系的“清理”和研究向新的深度开掘。20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作出的探讨和尝试，同样取得令人鼓舞的进步和成果。这方面的探究大致围绕着“影响研究”范式进行的。当然，研究方法或理论范式的探究、实验，与各种研究类型、研究对象的特征，密不可分，其有效性与普适性需要得到研究实践的反复验证。切实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原理与方法论的研讨，推广成熟的研究范型，以期结出更多富有建设性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目标。而在研究范式的探究和方法论革新方面，也呈现着向深度和广度突进的势头：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到中外文学关系探究中的“文学发生学”理论的建构；从中外文学关系的哲学审视和跨文化对话中激活中外文化文学精魂的尝试，到西方形象学理论的引进与研究……所有这一切探索成果的出现，对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深入发展，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我们能有所创新，那也是在所有这些成就基础上进行的。

（四）研究范型、问题域与阐释立场

总结与反思已有的研究范型，是学术创新的必要前提。周宁教授对此思考颇多，他总结了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中的两种范型：1）以启蒙主义与现代民族文学观念作为文学交流史叙事的价值原则，该视野内出现的问题，主要是一种文学传统内作家作品与社团思潮如何译介、传播到另一种文学传统，关注的是不同语种文学可交流性侧面，乐观地期待亲和理解、平等互惠的积极方面，甚至在潜意识中，将民族主义自豪感的确认寄寓在文学世界主义想象中，看中国文学如何影响世界。2）以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观念为价值原则，关注不同文学传统的不可交流性、误读与霸权侧面。怀疑双向与平等交流的乐观假设，比如特定文学传统之间一方对另一方影响越大，反向影响就越小，文学交流往往是动摇文学传统的霸权化过程；揭示不同语种文学接触交流中的“背叛性”因素与反双向性的等级结构，并试图解构其产生的社会文化机制。周宁教授认为，以往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关注点更多的是第一种范型内的问题，对第二种范型内的问题，似乎注意不够。这套丛书可以努力兼顾两种范型内的问题，并试图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开辟新境界。

任何学术研究离不开问题域的设定。葛桂录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里的“问题意识”必不可少。况且，问题往往是研究的先导与指南针，否则就陷入史料汪洋难见天日。能否在原典文献史料研究基础上，形成由一个个问题构成的有研究价值的不同专题，则成为考量文学交流史研究者成熟与否的试金石。在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问题域”中进而思考中外文学交往史的整体“史述”框架，展现文学交流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揭示出可资后人借鉴、发展本民族文学的重要路径，又构成中外文学交流研究的基本目标。

文献史料的丰富、问题域的确证、研究领域的拓展、观念思考的深入，最终都要受研究者阐释立场的制约。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理论上讲当然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但如要追寻这种双向交流的精神实质，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种主体评价与判断。对中国学者来说，就是展现着中国问题意识的中国文化立场。“中外文学”提出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指向中国文学。这样看来，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理论关注点，在于回答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学（文化）在漫长的东西方交流史上如何滋养、启迪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如何激活、构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的。这是我们思考中外文学交往史的重要前提，尤其是要考虑处于中外文学交流进程中的中国文学是如何显示其世界性，构建其现代性的。周宁教授对此有深入思考。他认为，这样一种课题试图从文学交流史出发，以中国文学为立场研究世界文学，以中外文学与世界文学为眼界，研究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与意义。但其重点或难点在于，一边认同所谓“中国立场”或“中国中心”，一边又提倡“世界文学”或“跨文学空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对立？实际上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前提下叙述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文学本身就处于某种劣势，针对西方国家所谓影响的“逆差”是明显的。我们强调“中国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反写”。而且，文学史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别民族文学的普世立场。启蒙神话中的“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尽管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学交流存在着“不平等”的现实，但任何国别民族地区文学都以自身独特的立场参与世界文学，而世界文学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语种文学扩张的结果。

（五）双向接受与精神实质

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书面贺辞中指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就共同策划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10本是第一波，2002年，钱林森教授主持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10卷是第二波，那么，在山东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则应是第三波。作为第三波，它的特点首先应体现在“交流”二字上。它不单是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研究其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只是以外国作家为核心讨论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而是要着眼于“双向阐发”，这不仅要求新的视角，也要求新的方法；特别是总的说来，中国文学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多集中于古代文学，而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集中于现代文学。如何将二者连缀成“史”实在是一大难点，也是“交流史”能否成功的关键。

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院宋炳辉教授在发言中，详细分析了“中外文学交流的双向接受与精神实质”这个说法所包含着的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外文学交流的双向接受”。这个概念表述的内涵是指文学交流的史实，有影响便有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交流当然是双向的，接受也是如此。第二个概念是这种交流的“精神实质”，它实际上是指一种评价和判断，这就难免将主体的立场带入其中，即要追问这是在“双向”中哪一方的立场上来讨论文化交往的“精神实质”问题？这是研究者问题意识自觉的表现。宋炳辉教授认为，研究文化和文学的交往，无法采取纯客观的立场，无法回避主体立场的体现。即使是“交流史”的史述方式，也同样难以逃避研究者的主体文化立场。对于中外文学交流/关系史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其原初的研究冲动必然带有某种主体文化的动机，即为主体文化和文学寻找发生学之渊源或者流传学影响终点的动机，这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学科的起源以来的所有跨文化研究实践中都可以找到踪迹。再回到“中外文学交流/关系史”这个名称上，其中的“中”与“外”二元其实并不对等，而是一种以一对多的关系。这种不对等就表明研究者无可回避的中国文化的立场，即他无法脱离中国文化学术语境，也必须考虑研究自身的学术期待和社会效应，必须以主体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那种貌似或者自称客观超越的立场其实并不存在。进一步说，只有在清醒地意识到无可逃避的主体文化立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汇入多元文化和学术的对话之中。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研究主体无可逃避也无可掩盖的文化立场，与双向或者多向交往的事实发掘，以事实说话的实证精神并不矛盾。与此相关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正因为“交流史”史述无法逃避主体文化立场，因此所谓“双向交流”的言说逻辑并不是完整一体的，就其中的某一向度来说，它们各自以不同的文化逻辑实现着具体的文化或文学交往。

（六）总体思路与国别文学交流史特点

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总体思路涉及到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助于梳理与构架文学交流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框架。与会学者经过认真务实的讨论，初步达成以下几点共识。那就是，立足于世界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双向多层次交流的历程，在跨文化对话、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中，把握中外文学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精神实质。主导思路包括六个方面：1）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如何对外国作家产生冲击与影响。具体涉及到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收纳与评说，外国作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误读、误释，中国文学在外国的流布与影响，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与异国情调等等。2）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作家如何接受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接纳外来影响时的重整和创造，进行双向的考察和审视。3）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展示出中外文学家在相关的思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观照，可以结合中外作品参照考析，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在深层次上探讨出中外文学的各自特质。4）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尤其是20世纪）中的传播与接受着眼，试图勾勒出中国读者（包括评论家）眼中的外国形象，探析中国读者借鉴外国文学时，在多大程度上、何种层面上受制于本土文化的制约，及其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范式中的改塑和重整。5）论从史出，关注问题意识。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提炼出展示文学交流实质与规律的重要问题，以问题剪裁史料，构建各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的阐释框架。在“传播学”、“接受学”、“发生学”、“形象学”、“符号学”、“阐释学”和“叙事学”等等的层面上，试图更加接近文学交流的事实真相并呈现文学交流的内在生命力的鲜活场面。6）依托于人类文明交流基点上的中外文学交流史课题，必须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审视的中心问题还包括中国儒释道文化精神对外国作家的浸染和影响，以及外国哲学文化精神对中国作家的启迪和冲击。

在研讨这一总体思路的过程中，与会者还分别述及各国别文学交流史的特点及其研究对策。比如王晓平教授谈及中日文学交流史写作时说，中日传统的文的观念，不同于西方传入的文学观念。中日文学家以文为政，以文为教，以文为礼，以文为戏，也就是文学渗透到政治，宗教，社会风俗，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和雅俗贵贱各个层面，涉及到语言文字，艺术风情，乃至家居陈设。而传播方式，也从手抄，印刷，听觉传播的朗咏，到现代各种传播手段。不仅古代中日文学交流有少有先例的深度和广度，20世纪两国文学交流成果之丰富，也值得大书特书。这里既有日本军国主义借文化交流之名，行文化侵略之实的大量史实需要重提，也有日本右翼文人翻炒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恶化文化交流环境的现状需要说清，而在交流中出现的理解和误解，卓见和偏见复杂交织的情况，更需着重分析。

（七）学术期待与努力目标

这套丛书预期完成后，希望能够全面呈现中外文学之间互动交往的缤纷鲜活的历史图景，总结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阐释策略，构建我国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史料学研究领域，为推动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理论资源与实践经验。

丛书的正式启动，引起学界关注，相关专家及参撰者都对本套丛书充满期待。吕同六先生生前于2005年7月25日致丛书主编钱林森教授的信提到，“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至关重要。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构成全球化语境下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乐黛云教授说，《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编撰无疑是前无古人的千秋大业，它预示着世界跨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这样的期盼、祝愿无疑令人鼓舞，对丛书参撰者来说更是一种激励与鞭策。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璗教授在写给会议的书面贺辞里，也对集合全国一流学者撰著《中外文学交流史》充满期待，称丛书之完成，将全面釐清我国文学与世界各主要文学系统之间的生动而有趣的关系，全面展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也将为比较文学推进在理论和实践的多个层面上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经验。严绍璗教授强调，一定要把“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当成是“比较文学”中的基础性学术，给予超越现在“重视”的“更加重视”。他认为，一个从事“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的人，不管他在什么层面上展开研究，如果他对研究对象的文学或文化的世界性的历史联系没有知识，对作为对象的文学或文化在人类总体文明中的地位和价值没有把握，他的一切的研究最终其实都是得不到学界认可的，更不要想“传之后世”了。近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文学关系”层面上所做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水平，并且推进到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层面。我们的研究者可以而且应该站立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向前延伸和推进。“文学关系”和“文学交流”的研究，研究者必须具有“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立场，并作为观察文化现象和阐述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的基点。严绍璗教授期待本书各卷能够以事实真相为基础，既充分展现中华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又能够实事求是地表述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丰富多彩性的积极的影响，把“中外文学关系”正切地表述为中国和世界文化互动的历史性探讨。他期待着新撰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各卷，能够从一般的“表象事实”的描述深入到“文学事实”内具的各种“本相”的探讨和表达。

王晓平教授对丛书撰著有着这样一种预想：人们读过《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之后，应该能够说，对于如何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海洋中的沉浮，如何寻求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理论体系，如何迎接更多的外来的文学之友，我们眼界更宽了些，心胸更大了些，点子更多了些。一种文学不论多么丰富，多么优秀，当它孤立存在的时候，不可能发挥它的全部魅力，当它和异种文化接触碰撞之后，它会赢得更多的欣赏者，赢得再生的机缘，赢得四射的魅力。

深圳大学中文系郁龙余教授在发言中提到，环视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复兴。复兴的核心指标，不是GDP，而是为世界所公认的第一流的文化学术。这套《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的编写应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首先，应该充分体现集大成的特征。其次，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运用最新的理论、观点、方法、资料，体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新研究水平，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风格特征。再次，应该充满国际性，成果经得起国际学术界的评品和推敲，为国际学者提供新的观点、理论、方法和资料。做到这三点，丛书也就实现了它的编撰意义。

另外，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赵振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系李岩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孟昭毅教授，以及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周宪教授、中文系主任莫砺峰教授等，也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为丛书撰著，出谋划策，不断奉献他们的智慧，令人感动。伦敦大学东亚系赵毅衡先生因故未能如期与会，为大会贡献了他的精彩书面发言，令人鼓舞。还有北京大学阿拉伯文系仲跻昆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张西平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高建平研究员，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学者欧阳昱先生，瑞典华人学者陈迈平先生等，均对本套丛书撰著热心关注，或积极加盟，令人振奋。所有这一切，都希求丛书所有参与者几年后能如期交上一份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不辜负学界同仁的热心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