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字莘田，号恬庵、又作恬厂；1899—1958）先生，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语言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和杰出的教育家。罗先生在不算长的三十余年的学术活动岁月里，坎坷不馁，自强不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汉语方言学、音韵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社会语言学、实验语音学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等许多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做了许多具有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罗先生在继承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秀传统，借鉴、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推动我国传统语言学走向现代化方面居功至伟，给中国语言学和文化事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宝贵遗产。

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罗常培文集》（共十卷，2008年出版；以下或简称《文集》），收录罗常培先生著作21部，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127篇（不包括附录），外文著作10种，集中呈现了罗先生用毕生心血凝结成的研究硕果，展现了罗先生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以及科学的学术思想和优良学风。《文集》自1996年成立编委会，到2008年全套出版，历时十余年，其间除得到多方关注外，先后有数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文集的整理等工作。《文集》编校质量上乘、装帧精良，凝聚了出版界的辛勤劳动与大量资源投入。十卷本《罗常培文集》的出版，给中国语言学史提供和保留了一份里程碑式的学术文献，这对于总结罗先生这位学术大师的学术成果、继承和发扬罗先生的学术思想、传承罗先生的优良学风，推进我国语言科学以及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罗常培先生在中国语言学许多领域的开创性和尖端性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罗先生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众多方面都有精深研究，尤其能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结合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音韵研究，进行中国音韵史的系统研究，填补了学科历史的空白。如《汉语音韵学导论》、论文“恬庵说音”系列，运用现代语音学原理，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阐释传统音韵学中许多晦涩的术语和原理，使音韵学从玄虚含混的概念中解脱出来，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罗先生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不同时代的历史音韵作系统构拟与考定，并由此开展汉语音韵演变的历史研究等，贡献尤大。如《〈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原音韵〉声类考》、《释内外转》、《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论八思巴字和古官话》、《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等论著，罗先生以丰富而透彻的材料分析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对汉语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等韵学的若干重要环节和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此外，罗先生还主持编印《十韵汇编》和影印《通志·七音略》等研究中古音的音韵学书籍，为研究近代汉语语音编著了重要资料《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蔡美彪合编）。

（二）在汉语方言学领域，罗先生注重将现代音的调查和历史演变相结合。如《厦门音系》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了厦门语音的系统，并与清代闽方言《十五音》、中古的《广韵》音做精密的比较分析；《临川音系》比较了临川音系和客家方言音系的共同性与个别性，反映出客赣方言的亲属关系，找出了临川音与北京音、《广韵》音的对应规则，这样的方音研究具有领先和示范的意义。《厦门音系》、《临川音系》奠定了厦门方言和赣语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奠定了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的基础，成为现代汉语方言学的经典之作。《唐五代西北方音》则以文献为主要依据，利用汉藏对音材料、汉字注音材料与《切韵》比较，推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渊源、考证其语音系统，然后再与数种现代西北方音比较，以探究其流变，是中国语言学界研究古代方言音系的开山之作。

（三）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调查，出版多种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著作，奠定了中国民族语言学研究的基础，罗先生是我国民族语言调查研究的拓荒者之一。罗先生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实地调查多个少数民族语言，出版或发表的论著如《莲山摆夷语文初探》、《贡山俅语初探》、《贡山怒语初探》等，为后来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有示范和奠基之功。罗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语言谱系分类建立了理论框架，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谱系分类研究的纲领性文献。

（四）罗先生将语言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把语言研究的领域拓展到语言与社会历史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罗先生研究临川方言时，就已经通过族谱、史书，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证客赣方言的关系。《语言与文化》一书，则是有意识地、系统地利用大量语言实例、特别是语言的词汇及其涵义，阐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在沟通我国语言学与人类学以及人类社会文化史的关系方面，有开创性的意义，被称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

（五）罗先生在语音学、汉语拼音和汉语规范化、实验语音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建树。罗先生十分重视语言科学的普及和汉语规范化与文字改革工作，早年撰有《国语字母演进史》等论著，配合了当时的“国语运动”；《普通语音学纲要》（和王均合著）对当时的语音学知识传播、语言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的中国语音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罗先生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积极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讨论等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在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他和吕叔湘先生作了题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与现代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指导和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文献。罗先生还倡导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和实验方法来分析汉语语音，先后主持和建立了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和中科院语言所语音实验室，是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

总之，罗常培先生对我国语言科学以及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不愧为一代语言学大师。正如王力先生所说：“罗先生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魏建功先生则说：“现在我们的语言学有那么多的方面，都和莘田先生有关系，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最多的人。”罗先生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美国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访问教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等，一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为中国的语言学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袁家骅先生曾经这样说：“莘田对于培养青年，那是百分之百的坦率亲切，可沤心沥血地加以指点的。”“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收入《文集》里的不少论著，都具体地体现出罗先生把金针度与人、沤心沥血培养学术人才的大家风范。

《文集》蕴含着罗常培先生科学、深邃的学术思想。如罗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授课讲义里就曾经这样说过：“我以为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固然不要埋没自己的长处，同时也得认清自己的短处。”这对于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在学术活动中正确处理人与己、中与外的关系，无疑都具有重要启迪作用。罗先生还精辟地指出：“研究历史的人切不可抹煞事实，尤其不要忽略演进历程上的因果关系。”这同时也能引起人们的思考：在学术研究中应如何对待包括老一代中国语言学家、甚至学界已有的学术成果？罗先生的论述很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罗常培先生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中国语言学界从事研究和教学需要经常学习和参考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继承和发扬罗先生的学术思想、传承罗先生的优良学风，对于推进我国语言科学事业向新的高度发展将发挥重大作用。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罗常培文集》，使罗先生的重要学术思想和研究硕果得以集中展现，沾溉学林，惠泽后世，无疑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学术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