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具有波澜壮阔的一面，也必然具有其平淡日常之处，但对于注目历史的人来说，却往往喜欢注意前者，因为这好像更能体现出历史的精彩，但历史并非总是精彩的，尤其是当我们去了解这精彩的原因的时候，那种宿命的平淡可能却正是精彩的成因。正如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里说的：“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而1962年，对于当代的文学历史发展而言，也正是与此相类似的年代。

相对与1966年开始的惊心动魄，相对于1957年的你死我活，相对于1978年的改革大潮，1962无论从政治、历史还是文学来看，的确显得平静了许多，严峻的阶级斗争似乎有些平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也似乎使知识分子有的安定的感觉，于是，历史好像真的开始了它的休养生息时代，而作为“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的一本的陈顺馨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所叙述的就是这个时代中的中国文学的存在境况。

虽然对于知识分子作家们来讲，处于一种外在或内在的矛盾夹缝中是一个生活的常态，但1962年前后对于当代的作家或理论家来说，这种不尴与不尬却显得尤为突出。在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上风云激荡中，知识分子反而能够较好地把握自己，站稳自己的立场，就像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忏悔也是真诚的、痛切的，对自我的认识也是明确的。但是在1962这样一个政治形式并非很明朗的时代，他们却有些难以把握自己了，这样，此后在“文革”中的境况也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了。陈顺馨的这本书对这种境况叙述的极为真切。这种境况在文坛的各个方面都有富于代表性的体现。

例如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经典阐释者，历次文艺斗争的执行者，在这个时期，却有些难以把握历史的脉搏了。一方面，他认识到了建国后文艺路线中的“左”的危害，试图进行反思和一等程度上的纠正；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从根本上说清楚（或者不原说清楚）这种危害的根源。就像陈顺馨分析的那样：“周扬并没有否定政治对于文艺和其他方面的‘统帅’或‘灵魂’作用，他所担心的是，政治如果从一条牵动兵将或肉体的‘红线’变成一块‘红布’（过多或过宽）时，它不仅遮盖了兵将的毛病或肉体的缺点，还遮蔽了可以补救这些毛病或缺点的可能性，更严重的是把自己的作用也消解掉了。”其实对于周扬来讲，他未尝不知道文艺疲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但他所处的地位使他的使命是维护而不是质疑这种文艺路线，因此他的尴尬也就在于一方面要补救，另一方面又知道补救是于事无补的。而且周扬也能够察觉到，即使这种补救也并非一定能够被主导意识形态所认可，所以他阐述这些观点，都是以讲话、报告的形式而不是以正式的文件、文章的形式出现的。就像陈顺馨统计的，在1961和1962这两年间，周扬在各界人士和各地所做的讲话就占《周扬文集》这两年文章总数的80％，而且大多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这也正说明周扬的顾忌之深和对自己努力的缺乏信心。这也正是他的尴尬之处。

再比如当时非常兴盛的杂文和引人注目的杂文作家们，也同样处于这种夹缝之中。以邓拓等人为代表的杂文作家们，以一种弥合现代“杂文”和“小品文”的一种新知识性杂文的形式，为时代的空虚提供了精神食粮。因此像“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长短录”之类的报刊杂文专栏大受欢迎。可是像邓拓依然能够感受到时局的变换，无法放手的去创作。就像陈顺馨分析的那样：“可能由于两个既定的身份，他们注定‘野’不起来。一是政治身份；他们身处权力中心，忠心于党的事业，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磨练后，容易变的谨慎、老练与世故，这也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二是文化身份：他们虽有‘书生’或学者的‘骨气’，却缺乏挑战权威的胆量。夹在严峻的现实和这两重身份之间，他们的杂文虽不可能成为香甜的百合花，但也不会是‘野百合花’。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这杂文‘三家’，只能选择以历史知识作为‘武器’来面对现实，这是建制内的知识分子所处的‘夹缝’状态的一种写照。”

还有像是当时的戏剧创作，虽然在毛那里，戏剧成了各种文艺形式中最重要表现形式，但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提倡下，历史剧的兴盛却无法掩盖剧作家们的那种左右为难。一方面，剧作家不愿把戏剧仅仅当作现实政治斗争的武器，而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斗争又要求他们通过创作来演绎现实。于是，他们也同样的处于了“历史”、“现实”与“政治”的夹缝之中。就像曹禺，在这个时期创作的《胆剑篇》和《王昭君》，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配合形式的痕迹。

同样象是60年代蓬勃起来的散文诗歌创作，也是如此，陈顺馨在叙述这个抒情的时代时，用了这样一句很形象的话作为章节的副标题：“困难时期的挚情、闲情、矫情与激情”，这的确很值得人回味，虽然对于创作来讲，有各种情感包含在里面是正常的，可惜在这样一个年代，作家却难以抒发自己的真情。本来的闲情中可能必须人为的加入激情，本来的激情可能最终又变成了矫情，本来的矫情可能却被认为成了挚情，最终都开始向滥情转化。比如老舍在描写内蒙古的林海、草原、渔场和各风景区的时候，突然生硬地蹦出了“人民公社万岁，万万岁！”等口号，并配合政策路线的“我们是在每一新建设与新事物中都可以看到三面红旗的光辉！是，内蒙的辉煌成就便是遵循总路线的必然结果”等句子。像杨朔，虽然诗意和对散文的探索使他的创作独树一帜，但浪漫主义的抒情最终却总是首尾于现实政策的赞歌上，豪情立时变成了矫情，让人惋惜。而郭小川的《望星空》和《甘蔗林――青纱帐》两首诗，正是在这个夹缝中的时期的状态的最好写照，正如陈顺馨说的：“郭小川的作品虽然仍然以抽象化的‘革命’来承载他的感情，但具体的个人记忆与生死经历，以至处身的环境，让他‘无可救药’的革命乐观主义中，保留了一份真挚和纯洁的激情，也在‘消肿’的过程中拾回一份现实感。”看来，在一个历史需要抒情的时代里，作家要抒发自己的真情却又是很困难的。

可见，虽然1962是一个调整的时期，虽然文坛出现了一种春天的征兆，但无论是对小说、戏剧还是散文创作来讲，真正的兴盛并没有到来，对于作家们来说，刚刚经历的政治风浪已经使他们的嗅觉更灵敏了起来，无论是抒情言志还是载道也同样的谨慎小心，他们总是“欲说还羞”、“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果“偶尔露峥嵘”的话，那等待他们的将是1966的更大的政治风云。而陈顺馨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就为我们描画了这样的年代里的尴尬的文坛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