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2000年前我们的先哲提倡的“双并”方针。最近，笔者与方酉生先生就如何确立夏商在考古学上的界标展开激烈辩论（注一），《东南文化》杂志刊登了正反双方的意见，显然是推行“双并”方针（并育、并行），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青年历史学者吴锐先生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巨著《中国思想的起源》，无疑是对“双并”方针的大胆实践。

众所周知，20世纪爆发了3次大论战，一是1920年井田制度有无的辩论，二是1923年中国古史传说真伪非大辩论，三是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论战。其中第二次大论战就是疑古与反疑古的辩论，这次大论战的结果，是作为古史辨运动“中心人物”的顾颉刚先生（1893－1980）开创了古史辨派。很巧的是，在古史辨运动70周年之际，学术界有人自称“大胆地”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认为“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因而需要“走出”；“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因而要用“释古”代替，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吴锐先生在著作中用了极大的篇幅，回顾疑古与反疑古思潮，评述古史辨运动80年的历程，无疑是必要的。如胡适所谓“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写中国历史书从东周开始（注二），并非“东周以上无史”。胡适寄希应望于金石学、考古学，通过它们“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分门户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辨伪”，有的学者不理解，顾颉刚先生指出：“惟有做了经学的工作，方知真正古史存在的稀少，同时也知道现有的古史中经学家学说的丰富”。走出疑古者认定疑古思潮几乎全部否定炎黄二帝的事迹，抹杀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传统，事实是疑古思潮要恢复各族系原有的谱系，而不是都攀附在黄帝一线之上。而且对炎帝、黄帝、鸟夷等族系文明的科学研究，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成果仍居于领先地位。从信古、疑古及释古三趋势说的提出，到释古是继疑古之后的高级阶段的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比较客观的评价，“疑古其实也是一种释古”，“换句话说释古派也是从怀疑开始的。如果没有可以真正成立的古代历史文献，释古派也无古可释”。此外，像“顾颉刚先生受了白鸟吉库的影响吗”、”凝固于战国的中国古史系统不该破坏吗”等章节的阐述，也廓清了古史研究的本来面貌。

与言必称考古不同，该书是以传统文献为基础，建立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再在这一大背景下，提炼思想史。吴锐先生牢牢抓住了思想史的主体是“人”这一关键，从“人”入手，利用人类学资料，论证中国史前时期的人对历史的创造，对思想的创造，力求窥见其种种轨迹。在史前考古的研究基础上，吴锐先生展开了《中国思想的起源》的研究，使得他笔下的这部思想史研究著作，显得“见物又见人”，充满了生气。面对丰富的考古材料，吴锐先生努力对历史本身下功夫，紧紧地把自己的著作放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大框架里，恢复了本学科的特色。

在广泛利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吴锐先生的笔下还展示了远古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在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远古，人类把探索天文历象作为头等大事。石器与新石器革命，表现了我国远古居民“前科学”知识水平逐步提高的艰辛历程；同时，石器的部分功能逐渐脱离了实用而转向礼仪、宗教等等目的。彩陶开拓了人类精神空间，陶器上的花瓣，则是“生”哲学的铺垫。“生”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既有来自对人自身生老病死，特别是人自身的繁衍的观察，也有来自对宇宙间草木鸟兽的观察。史前大江南北的花瓣纹，虽然不能说孕育了“生”的哲学，但无疑是孕育“生”的哲学基础。吴锐先生对几种被认为与宇宙观有关的纹饰的剖析，如太极形纹饰、鸟与太阳的组合纹饰、十字形纹饰、八角纹饰，寻出了远古人类拓展精神空间的方式，悟出了人为天地之心的真谛。 

注一：本句“酉”，发表时误为“酋”，“夏商”误为“商周”。

注二：本句“写”，发表时误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