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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新一轮古史论战序幕
李维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2000年前我们的先哲提倡的“双并”方针。最近,笔者与方酉生先生就如何确立夏商在考古学上的界标展开激烈辩论(注一),《东南文化》杂志刊登了正反双方的意见,显然是推行“双并”方针(并育、并行),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山东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青年历史学者吴锐先生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巨著《中国思想的起源》,无疑是对“双并”方针的大胆实践。

众所周知,20世纪爆发了3次大论战,一是1920年井田制度有无的辩论,二是1923年中国古史传说真伪非大辩论,三是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论战。其中第二次大论战就是疑古与反疑古的辩论,这次大论战的结果,是作为古史辨运动“中心人物”的顾颉刚先生(1893-1980)开创了古史辨派。很巧的是,在古史辨运动70周年之际,学术界有人自称“大胆地”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认为“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因而需要“走出”;“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因而要用“释古”代替,核心是恢复早被古史辨派推翻的黄帝一元、三代同源的古史体系。吴锐先生在著作中用了极大的篇幅,回顾疑古与反疑古思潮,评述古史辨运动80年的历程,无疑是必要的。如胡适所谓“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写中国历史书从东周开始(注二),并非“东周以上无史”。胡适寄希应望于金石学、考古学,通过它们“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分门户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辨伪”,有的学者不理解,顾颉刚先生指出:“惟有做了经学的工作,方知真正古史存在的稀少,同时也知道现有的古史中经学家学说的丰富”。走出疑古者认定疑古思潮几乎全部否定炎黄二帝的事迹,抹杀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传统,事实是疑古思潮要恢复各族系原有的谱系,而不是都攀附在黄帝一线之上。而且对炎帝、黄帝、鸟夷等族系文明的科学研究,顾颉刚先生的研究成果仍居于领先地位。从信古、疑古及释古三趋势说的提出,到释古是继疑古之后的高级阶段的讨论,很是热闹了一阵。比较客观的评价,“疑古其实也是一种释古”,“换句话说释古派也是从怀疑开始的。如果没有可以真正成立的古代历史文献,释古派也无古可释”。此外,像“顾颉刚先生受了白鸟吉库的影响吗”、”凝固于战国的中国古史系统不该破坏吗”等章节的阐述,也廓清了古史研究的本来面貌。

与言必称考古不同,该书是以传统文献为基础,建立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再在这一大背景下,提炼思想史。吴锐先生牢牢抓住了思想史的主体是“人”这一关键,从“人”入手,利用人类学资料,论证中国史前时期的人对历史的创造,对思想的创造,力求窥见其种种轨迹。在史前考古的研究基础上,吴锐先生展开了《中国思想的起源》的研究,使得他笔下的这部思想史研究著作,显得“见物又见人”,充满了生气。面对丰富的考古材料,吴锐先生努力对历史本身下功夫,紧紧地把自己的著作放在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大框架里,恢复了本学科的特色。

在广泛利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吴锐先生的笔下还展示了远古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在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远古,人类把探索天文历象作为头等大事。石器与新石器革命,表现了我国远古居民“前科学”知识水平逐步提高的艰辛历程;同时,石器的部分功能逐渐脱离了实用而转向礼仪、宗教等等目的。彩陶开拓了人类精神空间,陶器上的花瓣,则是“生”哲学的铺垫。“生”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既有来自对人自身生老病死,特别是人自身的繁衍的观察,也有来自对宇宙间草木鸟兽的观察。史前大江南北的花瓣纹,虽然不能说孕育了“生”的哲学,但无疑是孕育“生”的哲学基础。吴锐先生对几种被认为与宇宙观有关的纹饰的剖析,如太极形纹饰、鸟与太阳的组合纹饰、十字形纹饰、八角纹饰,寻出了远古人类拓展精神空间的方式,悟出了人为天地之心的真谛。 

注一:本句“酉”,发表时误为“酋”,“夏商”误为“商周”。

注二:本句“写”,发表时误为“定”。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9日第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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