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屈原是一个世界奇迹。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两千三百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却被那么多中国人年年祭祀，这在世界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第二，这个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将军，也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诗人；第三，对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路文庙里，而对屈原的祭祀却遍布全国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到处都在祭祀；第四，虽然有那么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够读懂他作品的人却少而又少，大家其实是在祭祀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

正因为不能读解大众，我们只能回到屈原。但一说到屈原，我们又有可能一下子陷入咬文嚼字的泥坑。首先应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轻时划龙舟的姿态；祖母、曾祖母年年包棕子的辛劳，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国大地，甚至世界很多华人社区的划船声、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岁，这个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生作一个简单的划分。第一阶段，年少得志，二十二岁就做到了楚国的高官；第二阶段，受到小人的挑拨，失去君主的信任，离开统治核心，郁郁寡欢；第三阶段，楚国遇到外交灾难，由于耿直地谏言，第一次被流放；第一阶段，第二次被流放，长达二十年，直到自沉汩罗江。

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经有点败落，所以贵族的“贵”，是贵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马迁说他“博闻强识”，说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计他的形象不错，否则《离骚》里不会有那么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欢在服装上下功夫。

根据自己家庭的历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时间，他突然觉得自己有某种“天命”。《离骚》也就由此开篇。血统的高贵、地位的高贵、知识的高贵、形体的高贵、姿态的高贵，成了他文学陈述的进入方式。其实，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进入方式。

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麻烦：他们很容易进入政坛，却不懂得政治生态。其中最优秀的人物更会因坚持理想而不愿趋炎附势。屈原，就是这样一个人。理想化的洁癖使他在心态上缺少弹性。因此，当我们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断强调自己的高贵、洁净时，我们就知道，等待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剧。

屈原投江是一个悲剧，但是我不赞成，对这件事作一般意义上的哀痛理解。

这里有一个前提：屈原生活在一个巫风很盛的地区。人们经常举行的对各种神灵的祭祀，是一种凄美的仪式。龙舟和棕子，都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屈原的投江，是自古以来“由人入神”的巫傩仪式的延续，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祭祀命题。

屈原在流放期间，非常充分地了解了当地的原生风习、民间崇拜。这一切对于一个顶级诗人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的生命，融入了神话和大地之间，已经成为山水精灵、天地诗魂，不再仅仅是一个失意谪官。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的投水，以及民众的千里祭仪，就是另一番境界了。

许多年以后，西方一些诗人和哲学家也都选择了和屈原一样的归宿。海德格尔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说，人对自己的出身、处境、病衰都没有控制力，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我们对屈原之死的理解，也应该提升到更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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