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选读余秋雨》集合了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最新选定的各类型文章代表作:《中国文脉》以审美品级梳理出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是当下最简洁、最有魅力的中国文学通史;《风雨天一阁》《山庄背影》等经典篇目,开创“文化大散文”一代文体;《君子之名》《谢家门孔》诸篇,以理论与实例双向印证了“君子”这一中国文化理想人格的特点。最后两篇书法作品正是展现中国文化美学魅力的具体范例。
作为文化普及读本,本书为读者进入中国文化秘境指示了门径。写到这里,我可以对君子的名誉问题发表一些归结性的意见了。
第一,正在苦恼的名誉,大多无足轻重。
天下真正的大名誉如高山大川、丽日惠风,隐显之间不会惹人苦恼。惹人苦恼的,无非是四周的低语、躲闪的眼神、时下的忌讳、如风的传闻……但这一切,全是嗡嗡如蚊、嘤嘤如蝇,来也无踪,去也无影。为它们而难过,枉为一个挺立的人。等着吧,不必很久,你就会为昨夜的叹息后悔,为今晨的眼泪羞愧。
可以肯定,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心里把事情严重夸大了。曾在一本书里读到,一个儿子为了报纸上一篇损害自己名誉的文章又气又恨,寻死觅活,他的爸爸前来劝慰。爸爸问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份报纸,城里看的人有多少?看报的人,眼睛会扫到这篇文章的人占多少?这中间,会把文章读完的人有几个?这几个人中, 能相信文章内容的人又有几个?相信的几个人中间,读完文章一小时后还记得的人会有吗?如果有,那么,第二天早晨是否还记得?……
儿子听了爸爸的这些问题,仔细一想,破涕为笑。可惜,大多数为名誉受损而苦恼的人,没有这样一位及时到达的爸爸。
第二,真正重大的名誉,自己无能为力。
真正重大的名誉,一定是自己生命质量的自然外化,又正好被外界隆重接受。无论是自己的生命准备还是外界的接受背景,都长远而宏大,无法突击,无法速成。也就是说,这样的名誉,是追求不到、争取不来、包装不出的,也是掩盖不住、谦虚不掉、毁灭不了的。因此,君子不应该成为一个求名者、忧名者、念名者、夺名者。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家哈利法克斯说:“从被追求的那一刻开始,名誉就是一种罪恶。”这话讲得太重,因为这要看追求的程度和后果。我觉得中国六世纪文学家颜之推的说法比较平稳: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颜氏家训》)
这就是说,要成为“上士”也就是君子,应该忘名。万万不可像“下士”那样去夺名,夺名其实就是窃名,于是“下士”也就等同于小人。“中士”就是介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普通人,可上可下。要上,就不能惦记名声。
为什么不能惦记?因为名声的归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旦惦记,证明那名声未必属于自己,你却想争取过来。这种争取,就有了求的成分,窃的成分。
第三,一旦名誉受诬,基本不要在意。
名誉受诬,难免令人不悦。但是,受诬的名声既然与自己不合,那就不属于自己,只是名字重合罢了,当然完全不必在意。智者劝告:不为他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我则进一步劝告:对于恶名,也不可“窃名”。
不要那么推重谗夫,不要那么推重传谣者,也不要那么推重信谣的民众,不管他们的数量有多大。哪怕是一百万人都相信了,那也只是表明一个谣言收降了一百万个俘虏,而且是道义和智能都很低的俘虏,当然可以忽略不计。
历来说,“众口铄金”。我觉得,不要相信。如果是真金,多少张口能把它铄了?铄了的,一定不是真金。当然,也可能铄掉一点外层熔点极低的杂质,那对金来说,倒是好事。如果因名声起落失去了头衔,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一段婚姻,那就证明那些头衔、那批朋友、那段婚姻本不值得留存。从这个意义上,诬陷,是我们人生的清洁剂。谗夫,是我们人生的清道夫。免费获得了清洁剂和清道夫,真该感恩。
除此之外,谗夫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从他们活动的程度和频率,来反推我们成绩的程度和频率。因为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成绩,就不会有谗夫的光顾。因此,他们又是反向的“颁奖者”。
第四,更高一层修炼,排除“名执”、“我执”。
君子是儒家概念,其实我们探讨君子之名,可以超越儒家,达到更彻底的境界。
例如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一下子就把名的确定性、指向性,全都取消了。名是一个套子,既套不住各异的个体,又套不住流动的时间,因此从本性上就是假的,不必存在的,不管是正名、邪名、好名、恶名、实名、虚名,都是这样。按照老子的观点,怎么还会有名誉的问题?
佛教更为彻底,一切名相皆是空幻。不仅是名,连“我”也是空的。人间正因为执着于“我”,造成多少纠纷和痛苦,而在无常的大千世界,“我”究竟是什么?消除了对“我”的执着,也就是消除了“我执”,那还会对“名”执着吗?僧侣团队中的每一个人,把自己从小就有的名字也脱卸了,只为称呼之便加了一个来自佛法的法号,那就做了一个把名看空的实验。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反而更加自在、更加喜乐。
如果把“名执”、“我执”看成是人间痛苦之源,那么,君子之名也就获得了根本性解决。
但是,无限超脱的老子和佛教也不否认世上有善恶,人间有大道。因此,对于名誉问题,还有一件事要做。
第五,面对他人受诬,应该仗义执言。
如前所述,谗夫毁损君子名声,其实是在毁损社会的公共伦理。发现这一事端的所有君子,除了当事人因身份不便可以豁免外,都应 该站出来捍卫公共伦理。就像康德所说的,“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精神意义上真正有序。这在中国儒家哲学中,称之为“大道之行”、“王道之立”。在佛教中,称之为“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
身边的某一个君子受诬,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却侵扰了天下公理,破坏了信用体系,人人都有责任阻止。如果这个诬陷不遏制,那个谣言不揭穿,日积月累,必然是天下公理的倾覆,谁也活不下去。《礼记》里的那段名言应该让所有的君子牢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每读一次都让人振奋一次。它指出,一旦施行大道,天下人人有份,因此要选得贤能之士,君子之名达到诚实无欺、友爱无伤。按照这个标准,一切君子都应该站出来卫护社会信誉,修护他人尊严。只有这样,才有“天下为公”。时间一长,就有可能达到前面所说的“大道之行”,“王道之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由君子之名出发,层层辨析,终于抵达了这么一个宏伟而美好的理想境界,我为这次写作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