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 丽

编好一本学术著作，考验着编辑的四种素质，一是眼界，二是判断，三是耐心，四是反思。当四年前初次听到周宁先生谈到《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的项目，就直觉到这是一部有意义的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史的著作，出了不止一种，唯独未见戏剧理论或批评史。这件事或早或晚都是要有人做的。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社会的动荡与思想的活跃，不亚于春秋战国。这个世纪的戏剧思想，无疑是这个世纪精神生活的重要记录。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戏剧样式——话剧，形成话剧与戏曲的冲突融合的重要趋势。中国戏剧史在纪元一千年的时候创立戏曲，在纪元两千年时创立话剧，中国戏剧史上两个重要时期，20世纪是其中之一。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这个世纪戏剧活动的见证，也是关于这个世纪戏剧活动的深度思考。

明确判断出这部书的意义，迅速向周宁先生约稿，并商定编写主旨与体例。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够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起点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核心问题是什么，对一个世纪的戏剧思想提出了什么问题、奠定了什么基础。戏剧改良思想包括改良旧剧和创立新剧两方面，戏剧改良不仅是个艺术问题，还是个政治与社会革命问题。戏剧必须担负起改良社会、启蒙民智的政治使命。戏剧改良是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改良，而在于如何改良。改良旧戏、创立新剧，最激进的方法是引进西洋戏剧。19、20世纪之交，西洋戏剧传入中国，从上海学生演剧开始，到春柳社、春阳社、通鉴学校、进化团、新民社，这些戏剧组织都试图将西洋戏剧引入中国，而他们引进西洋戏剧的动机，也不纯是艺术的，而是政治的。

从戏剧改良开始的现代戏剧观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实用主义工具主义色彩。《20世纪戏剧理论批评史》的研究与写作一波三折，在理解理论批评史的主要脉络上，编委会仍有一定分歧，所以关于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问题、戏改问题、戏剧观大讨论问题，课题组一再讨论，修改再三，我们耐心地等待课题组的成稿，从未为了赶进度完成合同任务催促稿件。好书是磨出来的，你可以争取提前三个月完稿，但留下三年都无法补偿的遗憾。话剧要民族化，戏曲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都集中在“如何”上，没有思考过“为何”的问题。话剧为什么必须民族化？戏曲为什么要现代化？问题不在艺术形式，而在社会政治需求。

艺术形式问题有社会根源，同时，社会问题也有艺术形式根源。以戏曲现代化与话剧民族化为目标的新中国戏剧运动，探索的成果是“样板戏”。样板戏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尝试了戏曲的现代化和话剧的民族化，而且在社会效果上实现了戏曲的现代化和话剧的民族化的预定目标，不仅全国人人观看“样板戏”，全国各地还“人人学唱样板戏”，20世纪20年代令剧人焦虑的“大众化”问题，似乎在“样板戏”中得到解决。的确如此，现代戏剧从来没有过这样“大众化”过。

这些细节论断已经展示出作者的理论见识，我们耐心地等待书稿一部分一部分完成，一部分一部分修改，直到最终完稿。本来期望该书对新时期以来戏剧理论与批评的论述能够更充分更深刻，但因为时间太切近，许多思想或思潮还看不出脉络与结果，所以只能留一个开放的结尾。经过与主编的再三商量，也只能接受现在的稿件状况。20余年的编辑生涯积累的一个经验，就是编辑必须伴随作者写作，随时掌握写作的进程与问题，帮助作者解决问题；同时，作为一位专业编辑，也需要努力理解专业知识，跟上学术的最新发展。

一部书经过编写、编辑，最终出版，一项工作尚未完成。对整个编辑过程与书稿质量的反思，是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出版了，反思才刚刚开始。如何评价这部书的成败得失？其中的原因如何？该书的确是首创性地为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勾勒出了大致的发展脉络与主要的问题，是一部具有学科奠基意义的著作。但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问题的研究深浅不一，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该书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意义上编写《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但对台湾与香港戏剧理论批评的论述不够充分，尤其是香港，是否还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余地呢？该书讨论20世纪，但对20世纪最后30年，亦即新时期戏剧理论与批评的论述，仍不够充分和深入，什么是可辩解的理由什么是不可言说的隐忧？所有这些问题，都期待着学术界和出版界朋友的深思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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