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亮

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在20世纪的中国，戏剧理论往往与意识形态争论同路并进，而后者过于灼人的光芒常常遮蔽前者本就微薄的实绩。因此，进行戏剧理论批评史的写作是一件“危险”的学术行为。

周宁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无疑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它首次成体系地把之前在相关领域零散的、各有侧重的研究统一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下，试图作一次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的“一致性解释”。“一致性解释”是必须的，也是有风险的，尤其对象又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要表征的中国近现代戏剧理论批评，批判之矛一不留神就会反戈一击，进而遭遇学术界的质疑。

《20世纪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史》的巧妙之处在于把叙述放置于世纪性的“大历史”“长时段”的宏观背景之上，放江河入大海，从而有效地消解、淡化了风险。这种“大历史”叙述，可以发现一些重大问题的连续性，譬如现代戏剧的政治化与美学化的冲突、话剧民族化与戏曲现代化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冲突等，可以揭示不同问题、论争、观点与理论出现或重复出现的“显义”与“隐义”，可以在中国戏剧的“现代性焦虑与期望”的前提概念下，对重要理论家的理论体系与批评实践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他们的理论与批评中的“时代性因素”与“一般性理论”，探讨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出现的可能性方向与问题。

以上问题有些是戏剧学术界的老课题，有些则是新提法。当然，重要的不是研究对象的新旧，而是研究观念与方法的适用性与统一性。二者是两面一体的，因为有其适用性，才有论述的统一性。作者敏锐地抓住了“争多于论”的关键事实，指出“20世纪戏剧理论批评史发端于新旧剧论争”，而其“理由与论据都来自启蒙社会改革政治的现代化运动。”“20世纪戏剧观念的总体取向是政治话语强势压倒美学。”戏曲的现代化问题与话剧的民族化问题说到底不是个艺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提倡“从话剧民族化与戏曲现代化的世纪命题角度理解‘样板戏’的艺术意义，多少可以看出某种‘历史合理性’”，样板戏的出现“是戏曲现代化与话剧民族化的一次彻底的实验”，“假定一个现象的历史合理性再加以批判，思想才有可能深化”；通过对戏剧场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的梳理，质疑“什么才是新时期戏剧理论与批评的真正问题？清算百年传统，使戏剧回归美学本体？清算千年传统，使戏剧焕发民族精神？”这些论述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们看穿了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意识形态本性，冷静甚至是无情地把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演进描绘成一个圆圈式的历史循环。在这个圆圈中，“以一种政治观念挑战另一种政治观念”是不自觉的，也是悲哀的，已经在中国的现代语境下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或者更可怕的是即便意识到了，却又无法避免甚至不肯避免，正如书中所言：除了循环，“既无进路，亦无退路”。21世纪的戏剧场域所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在20世纪找到相似的思想源头，从而像手术刀一样指向顽疾的症结所在——虽然它也并没有提供疗救的药方。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解释已经超越了戏剧与戏剧理论批评本身，找到了一条普适性的理论批评史的建构之道，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的普适性与对象的具体性之间又看不出可能存在的冲突与裂缝,既着眼于戏剧与戏剧理论批评的本质与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又避免了自我理论建构的再次限囿。这种学术境界是与周宁教授近年涉猎并已获得巨大丰收的跨文化研究经历息息相关的，也因此得以展现出有别于其他戏剧研究学者的独特的视角与高度。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24日，第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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