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教化的理论与实践以儒家教化思想为主导，吸纳和交融法、道等诸家思想和外来学说，且互相取长补短；以一种十分具体的目标、观念、规范、准则或行为方式，把家国、社会、伦理等诸多关系与个人的人生实践和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起来，构建出植根于具体人生的、以群体价值为取向的社会化模式。要对数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教化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审视与总结，探索其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其本质特征，揭示其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并非易事，但在当前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对中国社会教化的历史进行学理上的梳理,又是一项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工作。近期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华东师范大学黄书光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一书。作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一部透射出作者学术创新品格和灵气的用力之作。现将笔者读后感想归纳如下。

一、 视角新颖，视域宽阔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根本，明刑以为助”的社会，因而“为政之本，风化是先”、“习礼让之事，消祸乱之源”。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这与我们先人很早就重视社会教化有极大的关系。社会教化在提高国民素质、维系和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人和时贤都对该领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著作和论文，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缺少一部较为系统研究中国历代社会教化的专著。黄书光教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尚待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并以问题的形式对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进行了深层次、多维度的学术探究和总结。

《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以下简称《社教》）一书不仅揭示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社会教化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嬗变的历程，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教化政策的发展脉络及其价值导向，而且还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教化的实际运作、特点及其内在发展逻辑，彰显了中国历代“千秋教化”理念的独特性和丰富性。该书在集中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历代社会教化的思想和实践的同时，对佛、道二教的教化思想和社会实践也作了相应地透视和研讨。进而指出，受历代统治者“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的影响，佛、道二教的教化一直是作为儒家教化的辅助而出现的。但如果仅将佛、道教化看作配角而轻视其在历代社会文化中地位，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误解。如果没有佛、道教化对儒家教化的辅助与配合，恐怕历史上的许多社会风气淳良、政治稳定的时代难以出现。因此，人们在关注对儒家教化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将视野展延到对佛、道教化的探究上，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描绘出一幅真正完整的中国社会教化的历史图景，才能对中国历史上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因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准确恰当的角度是洞察事理的前提，宽广的视域是透析事理的基础。审视全书，不难发现《社教》的作者们在撰写过程中始终坚持将新颖的研究视角调焦在宽广的研究视域上，显示出作者学术摄视能力的灵敏和开阔。

二、 经纬交织，章法合理

《社教》在撰写中没有采用过去写史通常采用的纪事拼盘式体裁，而是以问题的形式分专题对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进行深层次、多维度的探讨。这种以其编排史事的灵活性、叙事的完整性、理论的深刻性和论述的系统性的分专题研究固然自成一体,但也有其弱点，即各自独立的专题之间的因果联系和互动关系不易体现，缺乏历史总体感。本书在体例编制上，较好地克服了以专题史编排的弊端。全书采用了以社会教化为经，各专题研究为纬，经纬分题论述的方法。一方面，作者对各专题研究作跨越朝代的综合论述，从这些专题的演变中凸现出它们各自的发展脉络和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力求通过每一个侧面展现整体或全貌；另一方面，作者也注意到各专题之间的相互衔接和内在联系，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本书的各专题研究中，从而使各章节之间成为有机整体。通读全书，既能感受到前后的因果联系，又可以体会出左右的互动关系，历史整体感鲜明。

就全书结构而言，编著者从先秦多元化的教化思想生成入手，扼要阐述了儒、墨、法、道诸家的教化学说，重点分析了儒家社会教化理论建构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旨趣。接着，对历朝历代社会教化的政策和模式变迁作了纵向回顾，阐述了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教化政策呈现出从独尊到衰微、调适，进而巩固、强化的发展曲线，从而形成了社会教化发展的纵向经线。由学校系统和非学校系统所构成的动态、交叉、立体的社会教化网络，共同推动着儒家教化思想对社会全方位的渗透与辐射。这样就将社会教化的纬线呈现在读者面前，形成了第一道横向扩展。随之“家规族法、乡约与社会教化”、“社会教化的民间载体：日常读物”、“通俗文学中的教化世界”、“地方士绅的社会教化理论与实践”等章节的分析，又将非学校系统的社会教化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形成了第二道横向扩展。最后，又以相当篇幅论述了中国传统教化的近代嬗变，从而又回到纵向的角度，形成了论述的完整体系。总之，本书在运笔过程中始终以社会教化为考察对象，环环相扣，有理有据，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给人以出新奇而不乱、形似散而神聚的读后感。

三、 史料充实，史论结合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套以学校和非学校系统构筑的动态交叉的社会教化网络，社会教化与人们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教育活动、文化活动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或明或暗、或深或浅地渗透到人们思想意识、实际行动中。正因如此，历朝历代有关社会教化的史料无疑相当丰富。如何挖掘和充分运用这些史料，既是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依据，也是这一课题研究的艰巨工作。然而长期以来，除极少部分相对集中的论著外，绝大多数有关社会教化的资料却零星地散落在不同的历史文献中，而且由于前人对此问题研究用工有限，可利用的资料也相当不集中，所以，挖掘不同类型的史料便成为首要任务。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社教》编著者们对各种史料中相关稀疏的记载着力钩沉。他们搜集了大量的经、史、子、集中相关的文字片断，发掘了大批的笔记、文集、诗歌、戏剧、著作中有关的零星言论。在史料的收集和运用方面，尤值得一提的是充分利用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地方志，挖掘这些记录乡土社会中有关社会教化的丰富史实，从而使社会教化问题的研究更具说服力，论证也更为生动。本着外为中用的原则，《社教》还注意借鉴国外有关研究理论，对外人著述中某些合理的部分和成果以及相关资料进行吸收和借用。这些无疑都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线索和借鉴范例。

在充分挖掘和拓展史料的基础上，《社教》编著者们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以史实说话，依事理论证，做到言论信而有征。同时，还注意吸收和运用文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有所创新。其中“以文学证史”的研究方法尤为突出。如在第六章论述“通俗文学中的教化世界”时，他们借鉴了近代文学史先驱郑振铎等人的研究成果，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游戏文章等五类，并探讨了这几类通俗文学形式与社会教化的关系，揭示通俗文学如何寓教于乐促进儒学伦理向基层社会传播，如何以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为载体，汲取社会教化功效于广大民间社会中。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应该说也是《社教》一书的特色之一。

四、 史鉴昭昭，启迪智慧

传统中国的教化思想源自先秦，集中反映为礼仪法度的教化，由此构筑起“礼仪之邦”的社会教化体系。中国传统社会教化的主要目的是“化民成俗”与“学做圣贤”，其内容包括人文、伦理、道德及其规范，其形式是动员家庭、家族、学校及其他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并用以作为规范个人道德的伦理性、政治性手段，以节制不适当、不正确行为。总之，社会教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规范个体行为以服从群体，减少以至避免社会纷争，整合家庭、家族、民族共同体，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但若以现代眼光来看，过于浓厚的伦理意识与道德规范，对于个体自由的表达、性情的展开、潜能的凸现等都起着一定的消极的作用，甚至是抑制。如果从维持社会秩序和加强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人的社会教化模式至少在形式和结果两方面都有其成功之处，这对于解答当下中国人的社会教化问题，促进人际关系调整和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历久弥新的认知意义。

社会个体的操守德行、知识技能和公民意识、民族素质的培养及提高，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保障。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形式，社会教化与构建社会和谐有着全面、深刻的内在联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社会教化的理论重建、价值取向、组织方式、实践运作等也都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如何面对这些新情况，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呢？在一定程度上，《社教》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启迪我们的智慧。一方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进程中，社会教化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对社会教化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时代要求。社会教化理论和实践必须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从根本上实现理论、制度、实践层面的重建。总之，在新形势下，社会教化应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凝聚民众精神，提升民众道德，保持社会安定，促进民族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写不尽的文章改不完的“错”。与任何研究成果一样，限于各种原因，《社教》一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该书以“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为题，书中对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对中国社会教化的“变革”的研究用力则相对薄弱，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但总体来说，该书在体系结构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开拓和深入，具有明显的学科创新意义。它的出版无疑使中国社会教化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