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民俗指的是民间信仰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民俗事象，它不仅是民俗学、民俗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人类社会民众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切入口。由于民间信仰有机地融会在民众生活之中，对象包罗甚广，产生原因错综复杂，所以相关研究著作较少，而且属于个案研究的居多。从这一意义上说，郑土有博士所著《中国民俗通志·信仰志》作为一部研究中国信仰民俗的会通之作，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其会通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采用纵通和横通相结合的方式，以横通为经，以纵通为纬。该书以信仰民俗事象为主线，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的信仰民俗，涵括全国，力求做到全面反映信仰民俗事象在全国的概貌，既以汉族地区为主，突出了重点民族和东部、中部地区等重点区域，也从地域均衡角度出发，兼及我国40个少数民族及其所在地域有代表性的信仰事象，细微处还具体到台湾卡社布农人等部族，谈到中国信仰民俗的影响时还触及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该书以各个信仰民俗事象的源流演变为辅助线索，描述的时间跨度约为20世纪的100年，以前50年为主，客观地介绍了至今仍然存在于民间或者刚刚消失不久的中国信仰民俗事象，记述详今而略往，叙及信仰民俗的渊源和演变时也上追商周以来诸朝代，贯通古今，但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多的铺陈。

二是恰当处理述与论的关系，以“述”为主，以“论”为辅。作为志书，该书客观描述中国的信仰民俗，基本遵从述而不作、叙而不议的原则，但是也不完全受限于此。首先，在编排体例方面，作者基本上是参照了目前国内学界对信仰民俗的分类，另一方面也将作者多年来对信仰民俗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及对构建中国信仰民俗体系的一些想法融入在体例编排上，作了部分的调整。该书把神、仙、鬼、怪信仰单独分类，并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是考虑到中国民间灵信信仰的实际情况；在研究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尝试将“地方神信仰”、“仙人信仰”、“精怪信仰”和“他界信仰”分别独立辟章，其中“他界信仰”单独成章，在信仰民俗的分类中尚属首次，表现出极大的创新勇气。其次，“概说”部分体现出“论”、“议”的特点，除简单介绍了该书的特点外，主要综括中国信仰民俗的历史、特点、研究及现状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作者对于中国信仰民俗及其研究的宏观意旨。再次，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通过对材料的取舍、剪裁也体现出作者的理论视角。该书不仅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而且探索总结了中国信仰民俗的一些规律性，从而初步构建起中国信仰民俗的理论框架，因而上升到理性研究的层次。

三是对于信仰民俗事象采用点面结合、疏密得当的叙述方式。对每一信仰民俗事象的描述，力求做到点面结合又突出重点，尽可能多地介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同一信仰民俗事象中的共性及细微区别，同时选择其中最典型的事例作较详细的描述。所谓“点”，就是民俗个案，通过对个案的运用，将“点”写细，使全书“出彩”，充分体现出信仰民俗鲜活生动的特点。书中关于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上朝村姑母信仰，苏州民间的“轧神仙”活动和上方山借阴债，浙江嘉善王家埭村“斋天”和宁波灵峰山“葛仙翁菩萨”信仰，鲁西南地区拜麦芒奶奶习俗，西藏羊卓雍湖边的猎狼仪轨，陕西耀县二月二庙会，青海热贡地区藏族、土族的六月傩祭等等，正是一个个绚烂夺目的亮点。所谓“面”，就是在有限的文字中照顾到民俗事象的多样性、多面性，以民俗类型为经纬，充分体现全面、周到的特点。该书除“概说”外，其余13章可分为四大部分：1～3章为自然崇拜，主要讨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原始自然崇拜；4～11章为神、仙、鬼、怪信仰，主要讨论人为宗教和民众“创造”的神灵；12章为巫术信仰，主要讨论生活、生产活动中的巫术禁忌和卜筮占卦；13章为他界信仰，主要讨论中国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所不同的第四维，即人间、天堂（天宫）、地狱（阴间）三维之外的“仙界”信仰。

四是记录中国信仰民俗事象时以民间、乡村为主，以官方、城市为辅。作为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意识的基点之一，信仰民俗是民众百姓中所萌发、传承、蕴涵的存在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思维偏好与审美价值取向的一个方面。这些信仰民俗事象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乡间流行着、存活着，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根基的重要成分，是中国文明本体的构成要素。信仰民俗事象虽然也出现在城镇，如城隍庙、文庙等，而且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推行礼制教化和实施宗教政策时，对于信仰民俗事象曾经推波助澜，但是信仰民俗事象更多地盛行于乡村，并且从萌发与初步整合期经交融与重构期到整合与定型期再到动摇与衰微期，信仰民俗事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深入民间，世俗化的色彩更趋浓厚，官方的活动越来越少、作用越来越小。因此，如果要忠实记录中国信仰民俗事象，记述时必须采取“重乡村，轻城市；重民间，轻官方”的基本原则。

五是资料的运用以民俗学田野报告等第一手资料为主，以文献记录资料为辅。该书以尊重的立场和中性的态度来对待田野调查资料，尤其重视运用近二十年来的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该书选用的148幅图片中，有35幅是作者所拍摄的，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作者从事信仰民俗田野调查的广泛。民俗学田野调查是任何个体不可能亲历亲为的，所以该书运用了大量的他人所做的、可靠的田野资料，上文所引述诸民俗个案正是此类。该书所援引的文献记录资料比较多，大都是信仰民俗研究的学术著作或者资料汇编，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进行信仰民俗研究的重要依凭。该书几乎没有直接使用文学作品来进行论述，只是作为佐证偶尔征引。

综上，该书无论是叙述、论述方式还是材料、资料运用，都体现出博洽融通的特征，称得上中国信仰民俗研究的会通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