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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的成果,科教兴国的镜鉴
——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
齐飞

2005年5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主编,来自全国近30个研究所、高等院校和其他机构的百余位科技史专家、学者历时3年完成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目前,《丛书》已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都对《丛书》的出版做了专题报道,《丛书》中的《合成一个蛋白质》获得“科学时报读书杯”科学文化·科学普及(2005年)佳作奖,《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史稿》获第四届全国数学教育图书一等奖。

2006年3月16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出版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科学院隆重举行。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席泽宗先生等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该套丛书,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出席并对发布会做了相关报道。

《丛书》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轰动效应,是因为它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创新之处:

第一,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多卷本著作

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已有近150年的历史。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两弹一星、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杂交水稻、载人航天等。但我们与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至今我们仍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发展道路,建立完备的现代科研体制的任务还未完成。因此,在面临科教兴国重任和科技全球化挑战的今天,系统地总结和研究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但另人遗憾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学者却很少进行系统的探讨和总结。198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专家开始梳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发展线索,先后有董光壁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和吴熙敬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技术史》两部著作问世。

为更好地认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和规律,以利于新世纪实现“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1995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提出了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大型研究计划。2000年,“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被列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并于2000年11月正式启动。2005年5月,汇集了该项目主要研究成果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便被陆续推出。《丛书》共36种,约1500万字,包括27种专题研究论著、9种研究资料和工具书,内容涉及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近代技术的引进与发展、科研和教育机构及科学技术体制的演变、国家的科学技术规划与政策等重要问题,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多卷本宏篇巨著。

第二,侧重专题研究,着眼解决学术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因为研究得比较充分,所以有条件撰写系统的学科通史,撰写中国古代科技史时侧重于发明创造。而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积累不够丰富,有些学科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且近现代中国原创的前沿科技成果不是很多。此外,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历程是在极其曲折、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因此无论研究哪一门学科、哪一个科研机构、哪一项科研成果的历史,即使如“合成一个蛋白质”那样一段应该比较单纯的历史,都不能与那个大背景相剥离。所以,《丛书》的作者们不再贪大求全、非要搞出某个学科史或通史,一改写史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惯用写法,而是侧重于专题研究,尤其是对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一些关键课题和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深入探讨,着眼于解决学术问题,强调挖掘、整理和分析了哪些史料,发现了什么史实,提出了什么观点,哪些内容和观点是过去没有的。如《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从大科学工程的角度看两弹一星的研制,它不是看有多少发明创造,也不是为谁歌功颂德,而是研究科学组织管理,从科学工程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再如《合成一个蛋白质》以解密不久的档案为基础,以相关科学家和科研组织者的口述为辅助,详细介绍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历史以及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内幕,纠正了一些广泛流传的错误说法,并对“大兵团作战”这种富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科研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第三,尝试用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史

《丛书》在梳理史实的同时,也致力于探讨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尝试现代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技政策学等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如《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从“技术转移”的概念出发,以新视角探讨了20世纪50-60年代现代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再如《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选取1912-1937年这一时段,从医学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疾病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凸现了政治体制与卫生体制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性,阐明了卫生体制的转变对疾病预防与控制的重要影响。《丛书》的出版,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史、技术转移和科技政策等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在科技史领域的应用。

第四,在史料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丛书》包括《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1792-1949)》、《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1945-1995)》、《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科学批判资料选》、《日伪时期的殖民地科研机构》、《中苏两国科学院科学合作资料选辑》、《科技“大跃进”资料选》、《翁文灏年谱》、《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著目录》等9种资料集和工具书,且在许多专题研究著作中都留下了重要的口述史资料,搜集、抢救和整理了大批宝贵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资料,为学科建设和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条件。

《丛书》在全面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详实地阐述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深入分析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互动,并进而总结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填补了科技史、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等跨学科研究中的空白。在面临科教兴国重任和科技全球化挑战的今天,这套高水平丛书的出版,必将为未来我国科技的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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