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孔子基金会策划并组织编写的《儒家文化大众读本》丛书，已经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儒风华雨润异域》作为七卷丛书之一，向世人展示了一幅儒学昔日惠及邻邦、远播海外、引领世风的画卷。无可否认，近现代以来儒学和儒家文化虽然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但依然在现代文明的解构和重构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现代世界诸文明的碰撞、对话和融合中，作为儒家文化核心内容的儒学已经跳出了东方传统农业文明的窠臼，其人文精神、普世价值和济世情怀已越来越能被不同文化背景和文明传统的人们所认同和接受。《儒风华雨润异域》提领脉络式地回溯了儒学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历史，向读者说明了一个道理，儒学的复兴是儒家文化内在包容性和普世性的必然要求，儒学的未来命运必须从世界范围内文明交融激荡的角度去审视和把握。

一、儒学对异域文明变革和发展的触媒作用

通读《儒风华雨润异域》，给人的一个初步印象就是在人类历史上许多主要文明区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革新运动的背后都能寻觅到儒学的踪影，儒学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变革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也必将为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指引新的出路。

大化改新与日本初创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儒学逐渐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行为准则，孝德天皇发布诏书云：“凡治人者，若君若臣，当先正己，然后正人。如不正己，何能正人？”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大化改新后，大和正式改名日本国，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受儒学触媒作用引发的大化改新，促进了日本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发展，为日本历史开创了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使日本从东亚的后发展国家，迅速成为东亚强国。

李氏朝鲜500年儒学立国

作为明清时期藩属国的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儒家王朝”，一直延续了500余年。尽管现代朝鲜半岛处于两个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分立状态，但朝鲜半岛上的文化根基却是牢固统一的，这自然与李氏朝鲜500年来弘扬儒学、培植和推广儒家文化有直接关系。李氏朝鲜以儒学立国500年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2000年来的朝鲜半岛史就是一部儒学和儒家文化传播影响史。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到新罗、高句丽相继统一朝鲜半岛，早在李氏朝鲜之前的1500余年，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吸收儒家文化，儒风华雨浸润滋养朝鲜半岛可谓经年已久。李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儒学发展的巅峰时期，儒家文化不仅渗透到半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造就了半岛历史上两位儒学泰斗：李滉和李珥。以李滉、李珥为代表的李朝时代思想家从本民族文化角度阐发儒学，把朝鲜民族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到新的高度，使儒学成为朝鲜民族在近现代应对时代挑战的思想基础。

儒学点亮欧洲启蒙运动

从十五到十八世纪，欧洲人主导的航海、探险和殖民贸易第一次把四大洲紧密联系起来，揭开了人类历史上全球化时代的序幕。欧洲人在引领世界潮流的同时，也被来自欧洲以外的文化和文明所震撼，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家文化和中华文明，儒家思想一度成为欧洲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挑战神权、要求社会变革的最有利的思想武器，启蒙运动最终引发了一场科学、思想、文化、政治和社会全面革命，开启了现代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在儒学中找到了一种以人为本的道德和哲学，儒学提倡修身养性和自我完善，与启蒙思想家所提倡的人通过自身努力而不是上帝恩宠来改善自我的观点一脉相承。十八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沃尔夫用德语在大学讲授儒学，认为儒学与基督教并不冲突，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所不及，其影响大于用拉丁文语著书传播儒学的莱布尼兹。百科全书派的主角狄德罗为《百科全书》专门撰写了“中国”和“中国哲学”两个词条，指出儒学注重知行，反对暴力、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天下，赞美儒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儒家道德哲学。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深受道德理性主义儒学的启发，积极宣扬理性是真正的道德源泉，最典型的莫过于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提出的启蒙时期最著名的口号，即“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显然是受到了儒家哲学的影响。

二、儒学在世界范围内正处于自我革命中

从清末新政废科举到“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儒学结束了2000年来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由“显学”变成了“冷门”。近百年来，表面上看儒学的确是沉寂了，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远看，当代儒学是一股平静水面下的汹涌伏流，经过与其他文明的汇流激荡，将会把蓄积已久的新能量重新释放出来，跨越一切思想的暗礁和险滩，以崭新的姿态和恢宏的气势继续为世界诸文明提供思想的灌溉、精神的雨露和道德的浸润。儒学可以预见的未来正孕育于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儒学自我革命之中。有关世界儒学自我革命的信息已经在《儒风华雨润异域》一书中有所传达。

终结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

韦伯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尽管他不懂中文，从未对儒学典籍作过深入研究，却能对中华文明发表宏论，提出著名的“韦伯式命题”，被誉为“伟大的外行”。“韦伯式命题”从发生学的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能否在中国产生，它的逻辑起点是问如果没有西方冲击，中国自身能否发展起类似西方的理性资本主义。韦伯的结论是否定的，即传统中国停滞不前，僵化保守，阻力重重，无法靠自身的力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则继承韦伯的衣钵，援引汤因比的“挑战—回应”理论，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5000年未有之变局”。“冲击—反应”模式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超稳定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外来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可见，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跟“韦伯式命题”如出一辙，骨子里都是不偏不倚的文明冲突论和西方中心论。实际上，即便是在西方，许多学者也并不完全认同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战后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史华慈、顾立雅、杜维明等学者对儒学潜心研究，从“仁”、“礼”等儒学本体论出发重新发现并发展了儒家思想，充分肯定了儒学人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并以此作为儒学向现代社会对接的逻辑基础，因而被誉为“海外新儒家”。通过海内外新儒家的共同努力，总体上动摇直至终结了韦伯、费正清的儒学观在西方和世界学术界的统治地位，为世人重新认识和发现儒学清除了雾障，为儒学返本开新，完成现代意义的自我革命开辟了广阔前景。

狄百瑞：儒学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

美国著名学者狄百瑞认为，“16世纪、17世纪早期大概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最令人兴奋的阶段之一。”自北宋以来，理学不断产生新的思想、观念、理论和思潮，成为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运动和新人道主义的精神源头，这说明儒学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精神生命体。在狄百瑞看来，儒家反对过分依赖外部权威，要求以纯正的良心指导自己的一切行为，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有独立人格、富有创造精神、有才智的个体，这一事实证明儒家抹杀个性、儒家文化缺少精神活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儒学不仅是重视创新和尊重个性的，同时又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对异质文化并不排斥，反而可能同化。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儒家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成长直至绵延至今，与儒家文化的包容性有直接关系。满族人入关以前有自己的语言、风俗和习惯，主要信奉萨满教，但入关以后虽然在政治上拥有统治权，还借用蒙文创制了满语文字，却在文化上主动趋向于被儒家文化所同化，以至于今天的满族从文化上几乎完全消融到汉族里去了，真正懂满文的人不过20人。历史经验说明，儒家文化同异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由于其包容性和开放性，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和再造力，既容易被异质文明所接受，也容易吸收和融合异质文明，这为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我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史华慈：儒学引导人走向内心革命

美国知名中国学家史华慈认为孔子特别关心人的心灵，增强人的精神生命和促进人的精神生活是孔子所做出的真正革新之一。孔子所倡导的“内心革命”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尤显迫切。现代社会在释放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攫取财富的能力，物质凌驾于精神，良心屈从于欲望，长远被现实牺牲，多数被少数奴役。人类在物质领域的进步并不等于在精神领域的提升，2000多年前孔子最关心的恰恰是被现代人最为忽视的，儒学的当代价值也就在于此。史华慈认为《论语》中的孔子最感兴趣的是人的道德和性情，他认为仁并不是一种既成的道德品质，而是通过个人的修养来开放和增强的道德力量，它表现为道德的主体性，要在善与恶之间作出抉择，因而是“个人的内在的道德生命，包括自我认识和反思的能力。”现代社会使人淡忘甚至丧失了“为人而仁”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现代人的一大悲哀，也不能不说是儒学匡时济世的标和本。儒学需要一场自身革命，因为身处现代文明之困的人们需要一场内心革命。总之，儒学的自身革命需要借助现代人的内心革命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