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以人的教育活动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力作

——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

黄宝权

（周口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 河南 周口 466001）

摘 要：长期以来，教育史研究过于注重对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而忽略了人在教育过程中的具体活动。教育活动史研究倡导学术视野下移，以人的教育活动为研究重点，为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提供了源泉和基础。周洪宇教授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以“人的教育活动”为中心，重构了教育史研究的新格局，推动了教育史学科的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教育活动史； 教育史学科建设； 创新

日前，由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任总主编的《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八卷本），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是周洪宇教授引领的学术团队历经十年完成的一部教育史研究的力作。该书秉持“全球视野、中国立场、问题意识、实践导向”的研究理念，力图探寻教育历史的具体场景，展示教育历史的生动面貌。

从教育学研究来看，最能体现教育本质的是人的“教育活动”。“教育活动”是“专指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的总称，也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方式的总合”。[1]加强“教育活动”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教育活动”是教育现象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我们认识教育规律的前提和基础。正如苏联学者修金娜所说：“人的活动是社会及其全部价值存在与发展的本原，是人的生命以及人作为个性的发展与形成的源泉。教育学离开了活动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任何一项教育、教学、发展的任务。”[2]其次，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的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的教育活动，人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最后，人的“教育活动”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形成的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蕴含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我们应把教育活动的研究放在教育学研究的重要位置。

由此可见，教育活动史理应成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那么，何谓“教育活动史”呢？它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3]。教育活动史研究的是人类参与教育过程的各种微观、具体、日常的活动历史，是对教育历史实况的微观回溯和具体展现，力图还原和回归教育历史的原生态。《中国教育活动通史》是以人类的“教育活动”历史为研究重点，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以人的教育活动为中心来开展教育史研究。总的来看，该书的出版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填补了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完善了教育史学科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界形成了注重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的传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有《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和《中国教育思想通史》问世，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活动史研究。周洪宇教授站在教育史学学科发展的高度，建设性地提出了要加强教育活动史研究，认为应把教育活动史研究作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在《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中指出，教育活动史不仅是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起源，又是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同时还是连接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正如同我们不研究教育活动就无法开展教育学研究一样，教育史学如果不开展教育活动史研究，而仅仅局限在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将会使它们的研究基础和前提湮没或缺失，成为一门“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行”的教育史学，是不完整的教育史学研究。因此，只有重视教育活动史研究，形成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三者并存、共生的局面，形成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活动史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才能构筑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史学体系，推动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因此，《中国教育活动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教育史学术研究的空白，有利于完善教育史学科体系，必将推动教育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研究视野下移，构建了一种新的教育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克和吕西安?费弗尔就提出，应当把历史看作人的历史，主张将历史研究的视角转向民间和群体。到了60年代，年鉴学派又提出要将政治史研究的重心下移到民间，改变研究精英人物的重心，开始转向研究民众与基层的历史。受此影响，欧美各国的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纷纷将研究的重心从精英人物和官方层面转向下层社会和普通民众。自此，国外研究者的重心和视野开始逐步下移到普通民众，而不再只关注精英、官方和上层社会。受这种新的研究取向的影响，国外教育史学者已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将研究视野下移到民众和基层教育活动。 从国际教育史学研究的趋势来看，教育史研究日益追求研究重心的“下移”，即实现从精英到民众、从经典向世俗、从重心到边缘、从高层向基层的转变。而教育活动史研究则是这一研究趋向在实际操作中的具体尝试。

但是，受国内外传统教育史研究取向的影响，过去的中国教育史学研究往往将教育史学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人物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变迁之上。教育思想的研究大多仅限于著名的精英教育人物的研究，很少涉及民间基层普通人物的具体教育活动的研究。而对于教育制度的研究则“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4] 。近年来，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中国的教育史研究开始逐步将研究视野下移到普通民众，而不再只关注精英、官方和上层社会。周洪宇指出，教育史研究应当着眼于以人的教育活动为中心的活动，应当将教育史研究的重心放在基层的、日常的、民间的、微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活动之上，教育史研究的中心应当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同时，周洪宇指出，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教育生活，必须树立“大史料观”，注重从民间基层收集史料，注重挖掘散落于民间的教育史史料，尤其要注重挖掘民间的口述史料和非官方记载的史料，注重教育史学研究取材的民间化，教育史研究应当“重视散布于民间的信件、日记、传记、报纸、杂志、歌词、民谣、绘画、剪纸、文具、访谈录以及口述资料等”，[5]通过这些丰富的原始史料，来真实再现和反映民间教育的原貌，还原鲜活生动的教育历史活动场景。相对于过去教育史研究只注重研究正规的学校教育史，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范围更加宽广，将过去不受人们重视的家庭（家族）教育活动、社会教育（教化）活动也纳入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范围，极大地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为了真实再现过去的生动活泼的教育活动历史，周洪宇主张应当注重运用口述和叙事等方法，来弥补教育活动史研究中第一手史料不足的难题，通过运用合理的想象和阐释，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讲述教育历史，使静态的教育历史“活动”起来。《中国教育活动通史》运用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借助于叙事和口述研究方法，真实再现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真实的教育活动历史，丰富了教育史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开创了教育史研究新的理论和方法。

三、在编纂体例上突出“通”“特”“活”，开启了教育史学著作编纂的新格局 《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在编纂体例上力求做到“通”“特”“活”。第一，所谓“通”，是指“纵通”“横通”“理通”。“纵通”就是要求教育活动通史八卷本从远古到当今力求前后连贯，脉络清晰，一以贯之。“横通”，是指将同一时期的各种教育活动，如学校管理活动、教师教学活动、学生学习活动与教育制度制定活动、教育交流活动、家族教育活动、社会教化活动等联系起来去研究，甚至将我国某个时期的教育活动与西方国家的教育活动联系起来去研究。如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活动的时候，将当时独具特色的“六艺”教育与西方古希腊罗马时期形成的以军事体育教育活动为中心的西方教育活动模式结合起来，共同为世界教育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寻与教育理想提供了历史范式。“理通”，即坚持“三观”——“人本观”“总体观”和“全球观”。“人本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历史观，重点对以人的活动为核心的各种教育行为进行研究，着力体现人的教育活动和各种有价值的教育活动、教育行为、教育追求，尽可能让读者看到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价值追求。这是这套教育活动通史要努力体现的基本观点。“总体观”，又称为整体观，即强调教育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将民间教育活动与官方教育活动联系起来，采取全景式研究视角。如在研究中既关注官方的正规学校教育活动、又关注民间的私塾、书院、家塾等民间教育活动，并将这些不同的教育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和研究，力求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全球观”，是指在编撰过程中注重采用全球比较的方法，即写某一时期教育活动时，注重和同一时期国外教育活动进行比较，把中国教育活动放在全球视野下来审视，进而体现中国教育活动史的特色。第二，所谓“特”，就是特点、特色。通过转变研究理念，更新研究方法，挖掘第一手史料，转换研究视角，来展现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风格与特色。在研究过程中，努力展示本套教育活动通史与教育思想通史、教育制度通史相区别的固有特色。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如考古学、地方志等资料，着眼于研究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学校教育、家庭（家族）教育与社会教育中日常的、微观的、具体的活动，大量采用叙事的表述方式，力求给读者以生动鲜活的感觉。第三，所谓“活”，就是力争将主体的活动写活，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实践活动、心理活动及互动活动表述得活灵活现，将其日常生活细节尽可能地描述出来，进而使人的活动得以立体呈现和全方位展现。可见，《教育活动通史》在编纂体例上所追求的“通”“特”“活”的特点，开创了教育史特别是教育通史类著作的编纂新体例。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活动通史》作为一部“以人的教育活动为中心的教育史研究”的新作，它的出版，形成了教育活动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新的教育史研究新格局，是一项填补教育史学术空白的开创性工作，有助于更新教育史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促进教育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有利于完善教育史学科体系。同时，本书的出版还有利于生动地展现中国教育历史上教育教学的生动场景和面貌，有助于再现微观、具体的教育历史的活动图景，增进和深化人们对中国教育传统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认识和总结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办学经验和教训，为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启示，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洪宇.对教育史学若干问题的看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8.

[2]吴慧珠.等.课外校外活动［A］.瞿葆奎.教育学文集［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3.

[3]周洪宇、申国昌.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教育研究，2010（10）：13.

[4]李弘祺.中国教育史英文著作评介［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2.

[5]申国昌，周洪宇，全球化视野下的教育史学新走向［J］，教育研究，2009（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