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慧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基督教教育事业发展史，而雅礼会又是其中贡献突出、意义深远的重要代表。雅礼会诞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耶鲁大学，当时美国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达到顶峰，在耶鲁大学的少数毕业校友策动下，雅礼会应运而生。雅礼会在中国先后开办了雅礼大学、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和湘雅护士学校等，在中国创办教育和医疗事业长达半个世纪，影响深远。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重视。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雅礼与中国：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906—1951）》（以下简称《雅礼与中国》）一书，对其作了认真挖掘与深入研究，拂去历史尘埃，最终使这一段教育史呈现出迷人的光彩。

《雅礼与中国》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以往的教育史多从上层人物研究和宏观制度研究着眼，而本书中的教育史转向了微观的日常问题研究。作者以原生态的史料为依据，力图“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宏大历史是框架式的，而微观历史则充满细节和画面感。

有这样一个例子。雅礼会最初选定长沙为活动地点，而湖南一直以来有较为强烈的反教情绪，西方传教士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来看看他们是怎样艰难地开始的——

“1898年秋，美国宣道会（the Christian and Alliance）传教士雅学诗（ B. H. Alexander）在常德活动一段时间后，雇船来长沙。他身着中国服，冒充宁波人住进旅店。他派中国助手持他的名片去衙门交涉传教活动。官府派人来店，禁止他住在城内。他以无处可去为由，强留在旅店住宿一晚。次日早上，官府派人用轿子抬他出城上船，并押送他去常德。行至中途，他暗自逃走，另雇船于星期六晚上返回长沙。星期一上午，他带中国助手和传教书刊、传单，坐轿直奔衙门。见到知府，他们出示护照，要求保护他们在城里布道，否则派人送他们去汉口美国领事馆，皆被知府拒绝。雅学诗便要自行出去售书传教。知府大怒，要拘留他们。他们不顾阻止，直奔大街，官员不得已便派人跟着他们。他沿街叫卖书刊，派来的人只得强迫他们出城上船。他们上船后，士兵便命令船夫开船到对岸。第二天，雅学诗只好乘船回汉口，向美国领事馆报告。美领事到北京大使馆与清廷总理衙门交涉，雅学诗获得在长沙传教的保护公文。他们又于1899年6月再度购木船来长沙。官府派一兵船守护在他们的船旁并警告他们：没有士兵的保护不得自行上岸。就这样，雅学诗在小西门外的船上住了下来。他们日间进城售书布道，晚上在船上住宿，坚持活动长达半年之久。雅学诗的工作最终导致了长沙的开放，也为其他差会来长沙布道打下了基础。”

百转千回，又百折不挠，雅学诗的信念和勇气令人百感交集。这些阅读感受都是基于史料的可信度和细节的力量，叙述本身就包含着意义，包含着解释，这也是本书最鲜明的特点。

其二，实证与比较的方法。

实证。《雅礼与中国》吸纳与借鉴中国传统史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包括版本、目录、训诂、校勘、辨伪与考证、辑佚与注释等，做足“笨工夫”。为考证“雅礼会何时改名”这一问题，作者多方求解，注释竟达一千多字。作者充分挖掘了档案史料及宝贵的地方文史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与自传、雅礼校友所办的刊物，还运用了田野调查、口述史学等方法深入到雅礼会办学地点调查研究，对有关校友及亲属或知情者作了大量访谈，考察雅礼会现存实物，搜集各种珍贵照片，大量材料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所知。书中还有作者自己做出的各种统计表格60种。这样的实证研究本是学者做学问最基本的态度与方法，今天却显得难能可贵。

比较。本书将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与同期其他基督教学校等进行比较，可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雅礼会的特征和意义。另一方面，书中也充满对今天教育现实的审视和思考。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一步步专业化，具体表现在包括开学、学生情况、师资、办学场地、课程设置、纪律与管理、课外活动、人格培养、经费问题等方方面面。彼时的办学条件和信息流动远不及今天，但在教育家办教育的时代，教育显得生机勃勃，教师视野广阔、因材施教，学生个性舒展、素养丰厚，同时学会适应社会的技能。在雅礼会办学历程中，饱含着对精神第一推动力的虔诚信仰，饱含着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的深切体察，以及对教育可改变未来的深信不疑。虽然雅礼大学已成为历史，但雅礼会及其所办的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等机构却延续至今。对照今天的教育现实，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雅礼会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教育产生的影响。通过回顾、研讨与反思雅礼会在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布罗代尔曾断言，历史是人类科学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和有趣易读的学科，总之它最为大众化。让教育史学走向民间，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我们读得懂过去，也就能想象未来。正是因为写出了教育活动的真正主体——社会大众，教育史著作读起来也能如此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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