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以后，中西交流渐次频繁，火器再返中国时和明初的中国火器相比已经具有明显优势。

杨艳梅 刘树勇

从火器技术的发展来看，自火药发明之后的700年间，中国发明了像火枪和突火枪之类的若干种火器。正如李约瑟所说：“从最早发现火药配方到射出与内膛口径吻合的弹丸的金属管状枪的完善，这整个过程在中国演进时，其他民族对此还一无所知。”后来蒙古人在长期的征战之中把火器带入他们所征服的阿拉伯和欧洲地区。一般地讲，火器传入欧洲的时间应该在13世纪中叶，或许还要晚些。然而在50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最先发明火器的中国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早已无可奈何，只有挨打的份。其实，中西在近代科学及火器工业发展上的不同道路已经昭示了这一结局。

就火器的价值来看，中国人将它用于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当这种威胁被消除之后，朝廷就基本上失去了对发展火器的兴趣。而火器传入欧洲之后，欧洲人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式兵器。

14世纪中叶，火器出现在欧洲战场上，虽然这些火器似乎还不能像长枪手使用的长枪那样发挥作用。然而，经过百年的发展，欧洲火器的性能得到很大的改进，使它得以展示强大的力量，如1453年，土耳其人用火炮轰开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历史学家则将这一年作为中世纪结束的象征。这一时期的发展，使得火器的体积变小了一些，但威力却变得大了一些。

16世纪以后，中西交流渐次频繁，人们在交流中（多数并不是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发现，火器再返中国时和明初的中国火器相比已经具有明显优势。正受到内外攻击的明王朝开始重视并引进这些性能优异的火器，并组织人力来消化和发展新的战术。尹晓冬的《16—17世纪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就是研究西方火器引入中国的历史。当然所侧重的是技术内容，所限制的时间段为16～17世纪。

16～17世纪是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并直至被颠覆的年代。在16世纪上半叶，倭寇劫掠于中国东南沿海，中国军队缴获的战利品中就有“佛郎机”。嘉靖皇帝下令组织仿制，并装备在水师的舰船上。为此，中国人掀起了将中西火器进行技术融合的热潮。

在尹晓冬的书中，以两个阶段的划分为经线，具体的内容在佛郎机和鸟铳的维度上展开。

首先，作者详述了关于火器的中文文献和西文文献。在梳理文献的同时，也明确列出尚待研究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西方技术传入和中国人消化这些技术的诸多问题。这些工作是作者研究的基础，也是写作该书的前提，同时也为写好该书确定了适宜的框架。

其次，讲述西方火器的特点，同时也略述了中国宋元明时期的火器特点，还进行了比较。这部分内容向读者通俗易懂地传播了火器知识。

再次，该书的重点是火器技术。这包括西方技术的传入和中国人如何消化这些技术知识；明代两次传入的火器技术，引起中国火器技术的两次飞跃。技术分析既是该书的重点，也是难点，为此作者用力甚多，也的确需要一些学术功力。

最后，作者论述了西方弹道学的知识输入。这种弹道的知识的确是有价值的，也的确“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修治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无疑是孤独寂寞的。尹晓冬埋首古籍，思绪遥遥与古今中外先贤对接，需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毅力；修治西方火器技术向中国的转移，需要广博的专业知识、扎实的科学素养和深厚的外语功底以及发掘、考证、诠释中外史料的深厚功底。在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中发现、总结、评价我国在技术引进中的得失成败，从而为现实的科技政策服务，以资借鉴，这也是科技史的“有用之处”。

（本文发表于2014年9月26日《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