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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画传》里的故事
——《陶行知画传》里的故事
苏文静
1944年，重庆凤凰山古圣寺中，孤儿难童“盛装”舞蹈，绽开笑脸——避难于古寺的育才学校，用智慧和美的启迪浇灌出一片苍翠馥郁，而将这片断垣颓壁改造成乐园的人，正是陶行知。
“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这是陶行知先生倡导和奉行的“大丈夫精神”。俯下身躯，贴近苦难中国的大地，“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为民族独立解放，不怕吞噬残害李公朴、闻一多后的“第三颗子弹”，陶行知，就是这样一位大丈夫。
作者周洪宇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事陶行知研究，迄今已逾三十年。《陶行知画传》中，作者秉持严谨的历史态度，展现了陶氏一生艰辛的寻找之路，寻救国救亡之正途、找求学求真之教育。“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以短暂的人生拓展了生命价值的多元性，实践了“爱满天下”。
全书解析了陶行知的文化背景与经历，意图破解陶行知家事兴衰、求学征程、婚姻家庭和人际交往的密码。作者以时间为画笔，渲染出陶行知“文化伟人”的精神底色，铺陈了杂糅中西的政治文化观念和宗教思想，对陶氏三十年文化实践的影响；展现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一代知识分子进行的抗争与探寻。陶行知“自我对立”的文化经历，熔铸了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格范型”的人。
20世纪初，众多知识分子秉持“教育救国”理念，尝试用教育这把开山辟路的铁锄头，垦荒贫瘠落后的故土：1918年，上海陆家浜的贫民区有了一所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黄炎培规定招收“寒素子弟”入学，倡导教育与社会结合；1919年，张伯苓在南开洼八百亩围塘上开建南开大学，“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原则，推动南开大学成为“民国教育史上最大的奇迹”（陈平原语）；1927年，在沾满鸦片与赌博积习的破落小庄，陶行知和学生亲手建设晓庄师范——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集合了近代教育改革家的诉求。黄炎培、张伯苓、陶行知等有识之士，皆以教育之力改造旧社会，实践着“办学校来唤醒民众”（蔡元培语）。
细观陶行知，“一生为一大事来，为一大事去”是其教育实践的执着追求。作者勾勒出一个教育改革先锋的身影，概述陶行知在高等教育改革、乡村教育运动等七项改革中的独特建树。继而，纲举目张，将陶氏四次办学的过程安置在严密、完整的框架中，令其不同阶段的办学实践，既有纵向的时间轮廓，又有理性、客观的评判。而在解析陶行知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实践后，作者才浓墨重彩地铺叙陶行知最重要的文化贡献——生活教育学说。风雨不动安如山，乃陶行知从事教育改革、探求生活教育理论的真实写照。
《陶行知画传》因“画”之名，精选250余幅图片，文与图相得益彰。为更真实地还原历史，作者查阅大量书籍、史料，多次辗转北京、上海等地的陶行知研究会，并亲赴哥伦比亚大学翻印图片。书中共收集136幅陶氏老照片，43幅陶氏的手书、印章。而对于陶氏家乡、战乱的中国、散于全国的学生，凡可帮助读者品读陶行知的图片都被用心地选入，以呈现一个时代的全貌。
翻阅书中图片，一个真实的陶行知呈现于眼前。读书时他身形微胖，西装革履，蹬黑色皮鞋，系领带；留美归国后，他褪去洋装，日渐瘦削，着中式长袍、马褂或中山装。相机记录下的陶行知大抵有三类表情：或平静深邃，或忧愤，唯有与孩子在一起，才露出最开怀的笑。细看扉页中陶行知身穿中山装的老照片，眉头微皱，倒背双手，衣襟处已严重磨损，胸口别一钢笔，身后模糊间可见一个稚嫩的孩童。
几近书尾，是一幅陶行知1938年7月流亡海外时的照片。他右手执折扇，端坐在囚禁苏格拉底的石牢前，静默于镜头。宙斯神庙空留废墟，苏格拉底在雅典街头的话语仍激荡于心，“没有什么坏事会危及一个正直的人，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不会被神所抛弃”。苏格拉底决然赴死，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哲学辩诘；而陶行知在病逝前说：“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则让今日的我们重新开始思考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正义与美德的力量。
发表于2013年8月27日《光明日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