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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豪情唱英雄
——评《共产党人之歌》

朱德发(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
       

    王延教授曾以研究老舍享誉学术界,退休后仍宝刀不老,焕发艺术青春,潜心体验中共党史上涌现出的领袖与英模人物的英雄事迹,激起了写英雄、唱英雄的创作灵感,于是满怀豪情地谱写出《共产党人之歌》,于2010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以“纪念共和国的创立者与建设者”。虽然本书署名“延编著”,但细读后却感到,它不是英模人物事迹已有资料的汇编,乃是对有据可证有史可查的真人真事的重新感受、重新领悟、重新选择,并依照新的美学理想与艺术构思以及说唱文学形式所进行的再创造,是地地道道的审美艺术作品。它既不是政治道德教科书,也不是夹叙夹议的英雄人物评传,而是诸多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生片断联缀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史诗。联系特定的文化语境与创作背景来考察,《共产党人之歌》的问世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与思想价值。

 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化强国建设的越来越开放,古今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活跃,不论纸媒或电媒都极尽所能书写或演绎古代各种类型的英雄豪杰,尤其影视媒体对古代英雄的编演达到了多版本的重复程度。今年春节前后,山东电视台刚播完《隋唐演义》电视剧,紧跟着山东影视台又放映完整版的《隋唐英雄》电视剧,把观众引向对古代英雄打江山与保江山的血流成河的搏杀场景中;尽管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观众英雄崇拜的审美心理需求,然而这同一题材的反复改写也导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与内心厌倦。这种电媒传播所出现的创作倾向在纸媒的文本中也或轻或重地存在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学创作“去英雄化”偏重于日常生活叙事的写作趋向,也影响着现代宏大叙事的英雄塑造。纵观古今中国文学,表现英雄、颂扬英雄、赞美英雄已成优秀传统,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英雄叙事或英雄抒情成了文学多重变奏的最强音;同时,不同层次的读者个体或群体,在古今不同时代呼唤英雄的感召下与英雄辈出的推动下以及文学英雄叙事或抒写的影响下,凝成了我国民众崇拜英雄、向往英雄、敬仰英雄的社会心理与审美取向。因此,人们不仅对不同媒体传播的古代英雄赞赏不已,而且对现代英雄尤其对创立并建设共和国的英雄更是崇拜热爱;而这种解不开的英雄崇拜情结在革命战争年代则是牢不可破的,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是相当强固的。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心理下,王延教授赓续了古今文学的写英雄、颂英雄的传统,满怀豪情地创作了《共产党人之歌》,为共产党人撰写英雄谱,唱响时代的主旋律。这既顺应了改革开放呼唤英雄的时代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下文艺创作忽略现代英雄塑造的薄弱环节,并满足了广大读者崇拜英雄、敬爱英雄的心理期待。
 广大读者之所以赞赏且敬仰文艺作品所创造的共产党人的英雄谱,主要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创立并建设共和国的核心力量,他们从切身感受中真正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建不成共和国”。况且共和国的命运又同每个读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共和国的富强也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结合在一起。加之《共产党人之歌》所选择的41位共产党人,不论领袖人物或英烈人物或模范人物,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英雄的威力是不朽的。所以文本中这些真人真事的英雄形象及其伟绩,具有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和强烈无比的审美感召力,能够激起不同层次读者的共鸣。老年读者赏析了英雄谱,能唤起“忆当年峥嵘岁月稠”的怀旧情绪,或思念与自己在同一战壕浴血奋战牺牲的战友,或激起“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英雄激情;中年读者观赏了英雄谱,能忆起当年在英烈们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大无畏英雄精神鼓舞下,为建设共和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与英雄壮举;青年读者阅览英雄谱,心灵上会感到巨大震撼,受到革命英雄主义的洗礼,寻到确定核心价值观的光辉榜样,找到人生追求的终极坐标。总之,《共产党人之歌》能在一定广度与深度上满足广大读者对英雄崇拜的心理需求,并进而塑造或优化自己的现代人格与英雄气质。   具体来说,《共产党人之歌》能具有如此不凡的精神启示力、心灵震撼力与审美感染力,在于它遵循美的法则所营构的富有诗意、诗情、诗美的篇章是理性思维与灵感思维交互运作而结出的深入浅出雅俗兼备的艺术之果。因此,它能使读者在解读过程中亲切地感受到各种审美的特质。
 其一,作者善于以彩笔粗线条地勾勒共产党人的相貌美,给读者先入为主的美感印象,以唤起关注与神往。1936年,刘少奇以中央首长的身份穿越关中到白区开展工作,作者对他的相貌是这样勾画的:“为首的身材魁梧个头高,头戴黑色礼帽显峥嵘,青色长袍身上穿,薄底布鞋足上登,浓眉大眼高鼻梁,戴着硬腿墨色镜。”一个伟岸质朴的形象矗立于读者面前,让人不由升起一种肃然起敬之感。1954年,周恩来乘公交车体察民情,作者从售票员的眼光中勾勒出总理的相貌:“这老人年纪大约五十四五岁,眉毛浓黑,双眼炯炯明如电,气宇轩昂显睿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慈祥又和善。只见他上身穿一件中山装,脚下黑色皮鞋亮闪闪,下身穿一条制服裤,干净、利落、大方,挺美观。”对于周总理这位慈祥亲民的“美男子”,谁能不敬仰呢?对于共产党人李大钊1927年在绞刑架下从容就义的风貌,作者是这样刻画的:“李大钊昂首挺胸第一个走向绞刑台,气宇轩昂,目光里充满刚毅和骄傲。只见他,脚登圆口青布鞋,身穿灰色大棉袍,天庭宽阔显睿智,黝黑胡须两边翘。他双目炯炯,向难友环视了一遍,从容镇静,神色不变很自豪。”这就是共产党人面对死亡“从容就义去,大节凛不辱”的浩气冲天、视死如归的形象。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敬佩和赞美“李大钊的生命之光如日月昭昭”,我们不能不诚挚地悲悼李大钊“三十八载,走过人生的悲壮年华”!杨靖宇将军血染长白山,1933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时,作者这样勾勒他的相貌:“他面色黝黑络腮胡,身强力壮正当年,臂粗腿长力气大,手使双枪美名传。”画龙点睛,三笔两笔,一位威武雄壮的共产党人的形象便活现于读者面前,谁能不敬佩呢?1938年,开滦煤矿工人出身的共产党人节振国刀劈鬼子兵,当时他“年龄不过30岁,身材高大肩宽腰又圆,两道浓眉黑油油,双目炯炯明如电,正气浩然冲云霄,昂首挺胸院中站”。作者以生花妙笔勾勒出“节振国相貌堂堂好威严”,这给读者以强烈的壮美之感。1950年,为捍卫新政权而罹难的女英雄丁佑君的相貌则是:“这年她刚满19岁,两只大眼水汪汪,中等身材挺结实,身穿哔叽绿军装,头戴一顶军人帽,短发齐耳黑又亮,脚登一双蓝布鞋,黄色布包挎肩上,英姿飒爽挺精神,腰里别着盒子枪。”对这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人民的好姑娘”,读者们无不痛惜无不敬爱!作者对这些共产党人相貌的勾画,既能抓住特点以突显个性又能透视出精神特征,通过外在美来窥测其内在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过共产党人的相貌美仅能开启读者深入审美的心扉,诱发读者的审美兴趣;而真正能撼动读者肺腑的美并唤起强烈共鸣的美,乃共产党人的思想美即英雄人物的灵魂美。因此,唯有文艺作品的美的特质或美的因素,才能切实地感动读者、陶冶读者、启迪读者、震撼读者。
 其二,作者长于对共产党人思想美或英模人物灵魂美的展示。它不是通过对个体一生思想情感流变的剖析,也不是对其终生英雄事迹的谱写加以显现,而是选取了41位共产党人一生中某一或某些富有典型意义的英雄事件或闪烁思想光辉的生活亮点给予集中描述,如同把诸多光束集聚在一个或几个焦点上,使其思想美或灵魂美大放光彩。若说文本中展示的一个或两个共产党人或英雄人物的思想不够十分充实不够十足完美,那么这41位共产党人或英雄人物的灵魂聚合起来,就可以显示出共产党人思想美之丰盈或英雄人物灵魂美之完满。换言之,文本中所描述的41位共产党人的思想之美或英雄人物的灵魂之美,不是以说教式的概念或空洞的口号来阐发的,而是投射在真人真事的活生生的言谈行为或者具体可感的英模事迹的生动情节或细节上予以表现的,着重体现于“一个信念五种精神”。
 所谓“一个信念”即每个共产党人或英模人物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而这颗红亮的心则是由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铸成的。正如李大钊英勇就义前所庄严陈述的:“你们今天绞死了我李大钊,却绞不死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许多同志,世人皆晓。他们如同红花的种子撒满了神州大地,将来必然生根开花结果,迎来阳光普照。”夏明翰烈士在狱中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四句诗来表达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主义真”是共产党人或英雄人物的思想灵魂美的主魂,由此生发开来所体现出的“五种精神”则构成了共产党人或英雄人物的思想灵魂美的系统。它所转化出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创立了共和国,以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得以实现。一是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在坚定信念的引导下,书中所写的每位共产党人都具有这种精神,尤其是李大钊、林祥谦、夏明翰、向警予、杨开慧、刘胡兰等英烈,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慷慨就义,所表现出的宁死不屈的浩气正气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二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英雄主义精神。左权将军率领八路军与日寇血战太行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董存瑞英勇善战敢拼搏,舍生取义炸碉堡,英雄气概壮山河,为我们树起一面永不倒的英雄主义大旗。三是热爱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大爱精神。由于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博爱主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可以超越阶级、民族乃至国家而施行大爱精神;况且,一切文艺创作如鲁迅所说都“根于爱”,这就越发增强了《共产党人之歌》所弘扬的大爱精神的穿透力与感染力。如志愿军战士罗盛教跳进冰窟救朝鲜少年,孔繁森三次卖血收养两名藏族孤儿,都表现了共产党人所富有的超越性的大爱精神。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这也是做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务必遵循的宗旨。“张思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他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县委书记焦裕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榜样,他是为兰考人累死的忠实公仆。实质上,这种公仆精神亦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博大情怀。五是艰苦朴素的韧性奋斗精神。因为共产党人“为咱穷人打天下”,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所以既不怕苦又不惧死,艰苦奋斗,勤俭朴素。战争年代坚持这种精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和平年代也要时刻铭记它。《朱德、周恩来的红毛毯》一文所描述的“红毛毯”,则深刻蕴涵着“艰苦奋斗”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产党人不论在逆境或顺境,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由上述“一个信念五种精神”所铸就的共产党人或英雄人物的思想灵魂美,与当下社会的某些名利场上所流行的官本位主义、钱本位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思想意识相比较,显得何等崇高、何等诱人!每个读者置身于现下文化生态无不有意或无意地通过社会实践或阅读文本,汲取或选择思想精神营养,以建构自己的文化人格或塑造自己的灵魂或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因此笔者相信,大多数读者通过解读《共产党人之歌》深受其思想灵魂美感动后,定会选择英雄人物作为自己学习或崇拜的人生榜样,并自觉地净化灵魂、美化人性,做一个脱离低极趣味的高尚的人,同时也能坚决拒斥那些名利场上流行的不健康思想与恶风劣习对自己灵魂的污染和对人性的腐蚀。
 其三,对共产党人或英模人物的相貌美和灵魂美进行呈现或播扬,虽然可以采取不同的审美形式或传播媒体,但它们各自呈现或播扬的效果却是有差异的。本书作者选取说唱文学体式予以呈现或播扬,既符合《共产党人之歌》丰富内涵传达的内在要求又能适应读者的审美需要。这就能使审美形式的说与唱的两大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卓有成效地播扬英雄人物的相貌美和灵魂美,给读者或听众以强烈的精神震动、情感冲击和审美感染。由于说唱文学体式是“说”与“唱”两大功能特性构成的,就决定了《共产党人之歌》的每一篇章皆有“说”与“唱”两个部分,前略后详。所谓“说”就是“白”,乃说唱主体的道白,是对“唱”的补叙或插叙,起着交代、补充、关联、转折等作用,语言运用极为简明流畅、通俗易懂。所谓“唱”就是说唱主体演唱的歌词,类似叙事诗。既然是叙事诗,那它无疑具有叙事所追求的以凝炼诗句概述故事的曲折性乃至传奇性,达到引人入胜审美效果的特征。既然这种叙事又是诗,自然就具有诗的美学特征。不仅每章说唱文本充溢诗情诗意,而且也注重诗句排列的严整且参差、结构布局的完整且巧妙,以追求诗体的“建筑美”。更重视韵律的运用,力求把音韵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与内在的情感律动协调起来,形成一种声情并茂的“音乐美”,唱起来朗朗上口、动听悦耳。尤其那些说唱英烈故事的结局,多以悲剧告终,因将悲剧诗化为崇高精神,则给读者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壮美。
 《共产党人之歌》是近年来问世的一部优秀说唱文学。以笔者之见,若要构建现代中国红色文学史或者书写现代中国说唱文学(或曲艺)史,那么,都应该给《共产党人之歌》一席之地!

发表于2013年3月8日《山东教育报》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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